□李城
关注杨显惠的作品好多年了,见到他却是近几年的事。2009年6月,迭部县举办“相约腊子口”采风活动,邀请了许多知名作家和诗人,我才有幸与他见面。他一头青白卷发,眉毛浓重目光沉静,身旁的人们嬉笑无度时他也处之泰然,颇具长者风范。
那次迭部之行印象最深是在老龙沟。其时我也在拍风景,偶尔回头看见杨显惠在替人拍照。沙沙细雨中,他两脚泥巴,双膝跪在地上!在那伙人里他是最年长的,可是在人家煞有介事摆着姿势时,他跪在泥泞的路面上为他们拍照。
之后我一直在回味那个情景。是认真?敬业?或许带有那样的因素,但我觉得应该有另一种诠释:那是他做人和为文的基本姿态。
我读杨显惠的作品,起初只是《上海文学》上的连载,无论是他再现“右派分子”在河西劳改农场非人生活的《夹边沟记事》,还是重述三年大饥荒灾难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有一期没一期读得很不连贯,但作品揭示的人生悲剧令人窒息,掩卷之后久久难以释怀。第二次见面时他送我一本《夹边沟记事》,并在扉页认真地签着他的名字。品读那样被苦难浸透的作品,我才理解了什么叫现实,什么叫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当我们在伪现实主义者描绘的虚假图景里陶醉的时候,或者被这样那样媚俗的糖果败坏了胃口的时候,杨显惠告诉我们,一个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作家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去做。
杨显惠引起全国关注的第三部作品便是《甘南纪事》。
从2006年春天开始,居住天津的杨显惠每年数次进入甘南,借住在迭部沟藏族群众的沓板房里。他时而在村落的小路上走过,与放牛的或扛着农具的村民打个招呼,时而与一些闲散老人蹲在路边,抽烟聊天。他的坦诚会很快化解人们的戒备,他们热情邀他去家里做客,在火塘边、热炕上一边喝茶,一边谈古论今,为他讲述村里和家里的鸡零狗碎。他已年逾花甲,据说还患着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用了好几个支架才能够使其正常工作,因而有时不得不中断他的采访,急忙赶去兰州治疗并稍事休息。
十二个讲述甘南迭部风土人情的故事组成了他的《甘南纪事》。那些故事涉及了当地人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大胆涉及了虽然不被提倡却依然具有效力的传统“习惯法”。比如在某些深山牧场发生刑事案件时,当事人不会上报司法机关,而是依靠村民组织或寺管会解决问题,抓住偷牛贼按多少倍赔偿,喝酒戳死人的该拿多少“命价”等等。他说:“类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现代法治有矛盾之处,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他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藏民族某些传统的价值观仍然十分坚固。
杨显惠承认自己不会“编故事”,他只是一个思考者和记录者。在一篇题为《恩贝》的作品里他写到:寡妇恩贝一直忘不了丈夫被杀的事实,不时提醒三个渐渐长大成人的儿子复仇,结果把仇人杀死后,老大被枪毙,老二判了八年,老三判了五年；《一条牛鼻子绳》里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个牧人用10元钱作为报酬,从山后另一户牧人那儿赶回了他走失的一头牛,但在他们的风俗中,归还别人物品是不应该收报酬的,他的妻子由此心生不满,由于赶回的牛少了半截牛鼻子绳,于是每天催促丈夫去讨回那牛鼻子绳。丈夫知道索取牛鼻子绳意味着寻衅滋事,甚至可能因此而送命,但他必须去,否则他在妻子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于是他出门时问妻子道:你一个人过日子行吗?妻子并未在意那句话的意思,结果丈夫一去不回。杨显惠说,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将当地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习俗反映出来,将这个民族依然坚守的传统价值观反映出来。
杨显惠做到了。2011年出版的《甘南纪事》获得了当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如此肯定他“孤独”的写作:他“突破题材困境,谨慎勘测传统价值观的安身之所,并以少数族裔的强大生命力为例证,辨识绝境中的希望。他的叙事手法,也因着去修辞、赤诚、不夸饰,而有效恢复了文学与历史、现实短兵相接的写作传统。”之后文学界甚至有人如是说:如果哪一天茅盾文学奖有勇气把奖颁给杨显惠先生,那才能证明这个奖的价值与勇气。
对于写作,杨显惠选择了“贴着地面行走”,做的是“掘地三尺”的气力活。他一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说: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纯文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绕开时代命题。作家们实际上不愿承担知识分子责任,是一种逃避,在找一种“安全的写作方式”。这样的结果是文学完全个人化了,不关心社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不了意义,从而失去了读者。“如今的文学并不神圣,很多作家不敢面对现实,缺乏责任感”。
惯于玩弄文字游戏并沾沾自喜的作家们,听了他的这些话不知作何感想。因而我觉得,杨显惠的《甘南纪事》也是赠给甘南作家诗人的一份特殊礼物,提醒我们在提笔作文时应该具备怎样的情怀与胆识——至少应该具备作为时代见证者与记录者的责任感,以及让双脚沾满泥巴的吃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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