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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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和南希,两位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夫妇。在我们的陪伴下,走在12月的天津街头,他们丝毫未因冬日的萧索而影响盎然的兴致。此番天津之行是他们六年后的“故地重游”。他们还记得在六年前的潇潇春雨中,一行人打着伞,在五大道即兴的漫步,他们当时就兴奋地告诉我们,走在这宁静的小街上,就仿佛置身于他们熟悉的波士顿。
约翰和南希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上次来天津,他们就专程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他们对青年周、邓在天津求学尤有兴趣。他们知道周恩来是从未到访过大洋彼岸的中国领导人,但他却是最熟悉、最了解美利坚,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最大,也是美国几代民众最崇敬的中国领袖。
这一次,我们专门陪他们参观了静园。又碰巧天上飘落点点雨雪,我们仍如上次,执伞前行,跨进静园的高墙深院,似乎更吻合了这里曾经晦暗无比的历史一页。他们认真地倾听讲解员的介绍。他们静静地走,静静地看,静静地追寻着。庭院深深,典型的地中海风格,建筑内的陈设却是执著的东方味道。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帝在此蛰伏了七年之久,然后悄然出关,彻底投靠了日本军国主义。约翰和南希感慨于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牵连,他们认为这座庭院就是一段风云历史的鲜活见证。
然后我们驱车沿着具有宽阔中间绿化带的友谊南路,一路上领略风格各异的公寓及别墅建筑群落,来到梅江会展中心。这之前,约翰和南希已经在他们下榻的水晶宫饭店,在我们的指点下,隔窗眺望友谊路的东侧,想象着不远处用挡板遮住的建设工地,数月后就将隆重显现的城市会客厅——天津市文化中心。
而眼前的会展中心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先后承接了众多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海内外大型会展项目。正在建设中的二期工程尚未竣工,却已能感受到那无以伦比的非凡。南希感叹不已,说这是她所见过的会展项目中,单体容积最庞大也最壮观的建筑。当然还包括周围宽阔的广场,浩大的草坪,起伏的公园,以及微波荡漾的宽阔水面。
他们感慨于天津在五六年的时间里,竟能发生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他们说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全新城市了。
半年前的那个夏天,中国作家协会和滨海新区联合举办的国际写作营在风景宜人的渤龙山庄开营。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加拿大、荷兰、香港以及澳门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作家,与中国大陆作家一道,走遍了滨海新区的高科技工业、现代化示范农业、高端化商业及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十多天里,他们所有的交谈,都似乎淡忘了“文学”的主题,而彻彻底底地沉浸于滨海新区这块热土上的种种赏心与悦目。但我确信,恰恰是这种忘却“本分”的心旌摇荡,日后必定会化作他们笔端的潺潺春水。
进入市区的那天,我自荐导游,就是想让这些国内外的客人们感受到天津充满悠久历史积淀的另一面。我们第一站来到利顺德。这座1863年由英国传教士建造的饭店,系中国第一家外资饭店。如今的利顺德,严格遵循当年的设计进行修缮,彻底恢复了昔日的壮观。在饭店接待人员的引领下,我们逐一参观了浩大的英式庭院咖啡厅,记载着利顺德跨越三个世纪历史、珍稀文物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以及孙中山、胡佛(美国第31届总统)、十世班禅等众多中外名人居住过的房间。
当大家恋恋不舍地走出利顺德,客人们又一致要求在幽静的街道上步行。落成于1880年的维多利亚花园四周,五片规模宏大的典型英式楼宇群已雄姿初现。我们沿解放北路一路前行,沿途数十家昔日著名银行的建筑林立,让所有人都能想象到当年金融王国的鼎盛。来自荷兰的作家埃查德·米克无限感慨,他说置身于如此又熟悉又不熟悉的环境中非常奇特,这种既像欧洲,又不是欧洲的感觉让他恍若梦中。
抵达气势恢宏的津湾广场,大家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所有人都拿出照相机或摄像机频频拍摄。他们觉得入眼的每一道景观,都可以成为影像中最怡人、最珍贵的背景。循着我的介绍,大家看到海河对岸耸立着规模为世界之最的室外雕塑钟,都不由自主地抬手校对腕上的手表。大钟的正前方,是全钢架构建于上世纪初的法国桥(今称解放桥)。当听说此桥经过修复而今已能电动开启时,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广场北侧,亲水平台边,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流经这座城市的河流,而且是市区段最宽阔的部分。水面恰恰在这里弯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港湾。
隔着海河,我向朋友们介绍,对岸就是我们的火车站。人们对着花园一般的草坪和簇簇树冠,疑惑起来:“这是火车站?”。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惊诧于眼前怎么没有站前广场应有的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我告诉他们,广场的地下,交织了若干条汽车、地铁以及轻轨的通道,昼夜运转的电梯,将人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伴随着天津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工作的作家协会,也开始不断领受中国作协委派的接待任务。仅最近一年多来,就先后接待了希腊、约旦、保加利亚等五六个国家作家代表团或大学访问团,这在若干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外国作家们在参观中深深感受到天津在世界城市中的与众不同。他们总是会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可思议”这样相同的感觉来惊叹我们这座历史与文化并存、激情与活力同在的城市。来自约旦的作家代表团,还专程拜访了北辰区天穆村的清真寺,和那里的村民以共同的仪式完成了他们虔诚的礼拜。村党委书记穆祥友盛情邀请约旦作家们参观了新近落成的高标准的村民住房,让约旦作家对中国的新农村、小城镇建设充满了向往。
便是因为喜欢和热爱,才不断邀约友人前来。每每给各地及海外的朋友写信,总是不忘带上对天津的“溢美”之辞。并信誓旦旦地承诺,天津之旅一定会不虚此行。伴随着朋友们的相继前来,我们竟慢慢总结出一条扬长避短而近乎完美的导游路线。
天津正在迅速被打造成一座美丽而宜居的城市。让百姓在蓝天绿水中感受生存的幸福。
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滨海新区,建筑之有序之壮丽,为一般大都市所罕见；人心之踏实之快慰,为通常当代人所少有。
于是想起毛泽东著名的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昂诗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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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在许多外地或异域的友人面前,我对天津总会表现出不加掩饰的眷恋与自豪。友人们在深受感染的同时,也极为欣赏我的乡情。尤其是当了解到我在天津出生,做过八年钢厂工人,当过四年南开学生,大学毕业至今不曾离开过故土的人生经历之后,他们便完全能理解我与众多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人一样,内心深处既存留着天津建埠六百年由漕运码头到商贸重镇的沧桑岁月,亦知晓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赫赫声名,所以才会格外珍视如今令世界瞩目的骄人崛起。
我所出生的产院曾是一家教会医院。产院的后身,至今伫立着那座十八世纪由法国人建造的大教堂。这里延续了古老欧洲的教会体系,在教堂的附近伴有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如此宗教群落的布局至今未改,尽管这些建筑的周围早已高楼林立,百余年间不知已有多少婴儿从这里问世、起步,开始他们千差万别的人生。通常日子已听不到教堂的钟声,但如果留意,你完全能从这些静默的建筑中体味到一种神圣、纯净的感觉。
我是在几近于城市郊外的环境中长大的。那里四野荒凉,透过窗就能看到衰败的法国公墓。在一般人看来,墓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这座废弃的墓园,反而成为了我儿时记忆中最灿烂的部分。烂漫的野花中散落着白色石椅、喷水池、破碎的石雕以及东倒西歪的墓碑。想象着那些背井离乡的外来者,怎样在这里安放他们有家难归的无尽哀思。如今这片墓地已然不复存在,但那些不可磨灭的影像却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几代人的记忆中。
我家附近的英国俱乐部(原称“乡谊会”),占地浩大,设施豪华,解放后被更名为干部俱乐部。我从儿时起就开始在那座院落里拍照。从那些一直延续到近年的照片,无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饶有特色的所在。落地的长窗,奇异的街灯,菲律宾木地板的舞厅,保存完好、英国人期望整体购买回去的保龄球馆……这些有形的物件存留至今,唯有俱乐部的宾客们演绎着一代又一代的更迭。
众所周知,天津扼京都门户,鞭及整个北部中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天津首当其冲地沦为殖民地。自1860年至1900年的四十年间,先后设置了九国租界,其面积经逐渐蚕食,最终大过旧城池八倍之多。各租界国不同质地、不同风格的建筑,作为其人文的载体留存下来,这便是天津为什么至今仍杂融着那么多异国文化积淀的缘故。于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城市,便自然而然地有了万般色彩的独特风情。
除去租界区的界定,天津在过往的岁月中同时被约定俗成为不同的区域。区域间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恪守传统的老城区与异常西化的租界区。这也是天津和上海的不同之处,上海的一些棚户区往往和洋房比肩而立,但天津的老城区和租界地却是泾渭分明的。这不仅表现于表面的地域切割,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天津人刚正不阿的性格。于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才会在这里发生,而修建于1869年曾两度被焚毁的望海楼教堂,也在海河岸边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对峙、交锋的峥嵘岁月。在碰撞与交融中,天津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前沿位置。很多新观念、新思潮从这里诞生,很多抵抗运动在这里爆发。以至于胸怀远见的思想家们早就预言,未来中国最有发展的城市就是天津。
在这座城市中,上世纪留给今天的建筑可谓俯拾即是。在曾经是意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的地盘上,那些哥特式的、拜占庭式的、巴罗克式的,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风格应有尽有,进而被誉为万国建筑的荟萃。租界区的一些建筑,很多是外国人自己建造的。这里是他们掘金的地方,梦想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又一个故乡。于是他们带来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精神需求,并由此而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殖民者的进入,才让天津这座城市变得丰富而斑驳。物质的掠夺连同文化的渗透,在抵触中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进而原本单一的文化变得多元,并先后衍生出多种各具影响力的形态,诸如“殖民文化”、“码头文化”、“宗教文化”、“故居文化”等等。总之翻遍历史,中国尚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天津这样,包容着那么多不同国度的文化元素,并长时期相互交织在社会的沿革中,在一些时候水火不容,在另一些时候又水乳交融。伴随着年深日久,慢慢形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品格。
在如此东西交融的震荡中,开始助推社会挣脱封建的束缚,而这个阶段多元文化融合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革。大清王朝送往美国读书的第一批幼童,学成归国后几乎全都来到了天津。于是天津才会产生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家公立妇产科医院,第一座商品展览馆,第一家实业银行,第一所邮政局,第一套邮票,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等等。他们学贯中西,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只为着祖国的强大。天津以其无可置疑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桥头堡之一……
忧患深重的中国人民,迎来了1949年10月的晴天丽日,盼来了1978年12月的春风化雨。幸运的天津,伴随着整个国家的节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
当历史跨进21世纪的门槛,几乎所有华夏大地上大大小小的城市,皆犹如隆隆的战车,驶上了城市改造的快车道。就在这波涛滚滚的大潮之端,显现出了我们天津英气勃发的雄姿。
数不清的百年老建筑,连成片的危陋小平房。许多年来,醒目的洋气与触目的土气,令人见怪不怪地共存于海河之畔。所有这一切,对于天津的城市改造,既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也是一道前进的难题。是小脚女人似地欲行又止、修修补补,还是风卷残云般地另起炉灶、大拆大建?几届市委、市政府面对如何应答这份继承与发展的考卷,无不小心翼翼,审慎行事,摸着石头过河,经历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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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城市中那些老旧建筑散发出来的特殊气息,一定有着岁月沧桑的深意。所以我总是喜欢走进衰微破败的老房子,喜欢爬上能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木楼梯。那些幽暗的建筑,往往是隐秘深深的所在。尽管,我也许并不知道那里曾真的发生过什么。所以我的很多小说故事就发生在这些地方。寂静的街区,衰败的庭院,晦暗的廊道,对我来说,就是“一方水土”的背景。比如和解放北路金融街有着密切关系的《朗园》,比如五大道色彩甚浓的《秋天死于冬季》,比如反思“海河两岸尽朝晖”时期的《漫随流水》等等,我写作中的大部分文字,事实上都来自这片我熟悉的土地。
或者就因为这些建筑曾给予我创作激情和源泉,我才会对它们的生死存亡格外关注,也曾有过保护的呼吁。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我所谓的遗产保护,其实只是停留在某种概念中。自从跟随路红和她的同事们参观了众多已修旧如故的老房子,才觉出了我们这种文人发出的声音是怎样地皮毛和苍白。面对那些已被 “整理”出来的“作品”,才知道真正熟悉并倾注心血于这些老建筑的,其实是路红他们这些务实的有着专业知识和专业激情的人。
于是尤其喜欢由众多专家学者编著的几大册浩繁的《天津历史风貌建筑》。图册绝非仅仅停留于印上老房子的照片,奇特的是,都附有宝贵的原始设计图纸。文字部分则对各式建筑风格作了极为专业化的介绍,比如对爱奥尼克石柱、檐口、柱式及屋顶与花窗的演示与描绘,甚至刻意翻拍出的残破的木梯、筑花的暖气片、门楣和把手之类,都让人十分容易地回到了过往的年代。
从此更有自觉意识地关注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觉得这就像写作一般让我总是充满激情。伴随着时而前往那些正在修复的工地,也就慢慢理解了路红们为什么会对他们的事业如此着迷。他们说所以要将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天津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交待,对子孙后代的一个交待。
作为珍贵文化遗产载体的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庙堂、寺院,又有西洋古典的花园别墅以及大量中西风格交融的楼宇和街区。于是想起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圣菲。这是我早在十八年前所见过的最与众不同,也最令人难忘的城市。因为这里是印第安人的聚集地,所以所有建筑都是依照印第安人传统的房屋结构建造的。这是政府的硬性规定,无论作何用途的建筑,都必须依循印第安风格。于是整座城市一概的黄色,黄泥抹成的土墙,石头垒起的城垛。木梁从土墙中伸出,拙朴得仿佛原始遗迹。极目所见无论城市的雕塑,还是精美的陶罐,甚至墙上悬挂的一串串红辣椒,陶罐里盛放的一丛丛高原的干草,都顽强地烙上了印第安人的印记。
仿佛是心心相印,天津所以能成为较早意识到遗产保护的城市,是因为上上下下都具有的文化自觉。而一些城市在追求发展的同时,盲目损坏甚至完全丢弃了他们原有的历史遗存。人们不再能看到充满了区域色彩及传统风格的城市景观,而大多是由所谓“世界城市”的理念所导致的“千城一面”。于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变得无从辨认,甚至街区与街区也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般大同小异。看到此城就仿佛看到了彼城,甚至不用再看,就能猜想个大概。“跟风、追风”的建筑通病,让原有的城市记忆消失殆尽,让城市的品格彻底丧失,这种景况无疑是令人堪忧的。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历史建筑承载了人文和时代的变迁,传递出过往岁月的信息。而“整理”则是用深邃的眼光、缜密的思维和创新的理念,传承建筑与文化沿革的肌理,体现其在现代社会应有的价值。
中国学者胡适也曾说过:只有透过文物、历史,才能寻找以往文化变迁的条理线索,组织起局部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
中外学者异曲同工的表述,体现在联合国的相关议题中,便是“城市更新、文化传承”的理念。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编制的整体保护方案,亦充分体现出了这种世界眼光。他们首先确认了市内746幢房屋为历史风貌建筑。而这些建筑中绝大多数皆为1900年至1937年期间所建,是极具代表性的二十世纪文化遗产。本着“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修旧如故、安全适用”的原则,他们逐渐摸索出价值评估、保护腾迁、整修建筑、挖掘历史、合理利用等宝贵经验。(《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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