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银成
1982年10月,我从部队复退分配到夏河县博拉乡政府,干上了乡政府文书工作。于是,从小梦想长大当一名“作家”的我与《甘南报》结下了缘。一天,我试着写了博拉乡党委、乡政府采取措施《努力改善寄宿小学学生生活条件》、博拉乡供销社《向困难户赊销棉絮棉布》两篇新闻稿,寄给了《甘南报》社。不久,一篇刊登在《甘南报》第二版,另一篇刊登在第三版。“见报了!见报了!我写的稿件见报了!”我十分亲切地看着报纸,不由自主地大声喊了起来,就像幼儿见到了自己的妈妈,高兴极了,兴奋极了,一连看了好几遍。
人生中最大的贫困,莫过于知识的贫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毕业于乡下高中的我,自感知识的浅薄。当初领导安排我写个工作材料很是费劲,困难重重。因此,我就借着曾经当过军人的那股劲头,不断学习。从1983年开始,在《甘南报》陆续刊登了《博拉电影组上门为群众服务》、《大意丢钱包,送还不留名》、《法制教育见效果,丢失牲畜归原主》、《为了急危患者的安全》、《婚礼未在酒席中进行》、《夏河农民进城积肥忙》、《山塘村利用集体经济为民办实事》、《科技指导春耕忙》、《甘加乡成立科技文化活动中心》等消息稿,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刊登了《以实际行动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桥头上的电修工》、《牧业现代化的创业者》、《牧民自己的医生》、《深受群众称赞的村支书》、《为使穷山沟富起来》、《离而不“休”的老干部》、《牧民心中的“活菩萨”》、《为了老人心中的那片绿洲》等通讯稿；在《甘南报》“党的生活”栏目刊登的通讯《一心为教育的好校长格日杰》,“青年之友”栏目刊登的通讯《群众信得过的好乡长》,“感事录”栏目刊登的《从“人比人,活不成”说起》,“大家谈”栏目刊登的《煞风与刮风》、《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工作研究”栏目刊登的《希望加强基层党委文秘工作》、《如何搞好基层外出党员管理》,“工作意见”栏目刊登的《保证农牧区新党员的质量》等稿件,都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上小学时,老师让我懂得了“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的道理,我在不断地写稿,投稿的同时,1984年光荣地被甘南报社发展为通讯员,1985年开始到1996年七次荣获甘南报社优秀通讯员、优秀作者。我激动!我兴奋!我自豪!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把写稿子作为自己工作之外的工作,工作之外的“事业”。“成料的树,也要修剪”,甘南报社老前辈吴春岗、訾晓辉、张巾英等同志和现任总编辑张学虎等同志,都给了我关怀和帮助。
有位作者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亩田,每个人都在忙着种植和收获。心田里,唯有种满阳光和鲜花,才会收获春光明媚。”在甘南报社老师的栽培下,我收获了阳光,收获了鲜花,收获了幸福和快乐。1989年《甘南报》有奖征文作品《荒刺滩的昨天与今天》获优秀奖,1990年《甘南报》张文锋之路有奖征文作品《轮椅上的奉献》获二等奖,1992年《甘南报》现场短新闻有奖征文《甘加牧民积极抗灾保畜》、老龄事业有奖征文作品《拉卜楞镇老龄事业有发展》获三等奖。更深感欣喜的是,我写的作品在《甘肃日报》、《人民之声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我爱《甘南报》“小草”栏目,更爱现在的“芳草地”,为我们搭建了锤炼提高的平台。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散文作品《草原牧人的心声》,小小说《泄密者》、《失策》、《亨经理下岗》、《分流》、《错觉》、《主任赖账》、《自首》、《县长传技》、《易地搬迁》、《换届》等陆续见报。散文作品《山村,那片迷人的绿洲》被吴春岗同志主编的《三河一江呤唱》收入,小小说《肿瘤》,在2000年新世纪鹿鸣杯全国诗歌、散文、小小说大奖赛中获优秀奖。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抚今追昔,我对《甘南日报》满怀感激,在今后文学写作的路上,绝不辜负《甘南日报》的希望,谱写出更加美丽的人生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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