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少龙
著名作家雷建政的电视文学剧本集《风景甘南》出版一年多了,就目前来看,可能因为“文类”的界限划分,这部作品尚未引起文学界的足够关注；而剧本至今尚未被如期付梓拍摄,也不知是否与作品的“文学性”加大了电视剧拍摄的艺术难度有关?无论如何,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这种情形也是正常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在我看来,“文学性”恰是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从文学的一方面来说,“电视文学剧本”也是文学作品的类型之一。文学的表现方法中融入电视剧本的写作手法,这种写作具有探索性质,即文学能否借用其它艺术类型的表现形式来拓宽自己的叙事路径?这方面且不说西方自古希腊戏剧以降至莎士比亚、至莫里哀、至萧伯纳戏剧的一系列辉煌典范,仅就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实践看,戏剧或电影文学剧本成为文学经典的例子已不胜枚举。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文类”的某些界限而将《风景甘南》这一类的作品划出“文学”圈之外呢?另一方面,从影视剧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影视因一味追求视觉奇观而导致作品缺乏“文学性”,缺乏思想深度,缺乏现实人文关怀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涉及少数民族题材的一些影视作品,更有不少流于猎奇、流于表面图解、流于粉饰,而对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其深层动因表现不够,特别是对于群体或个体在发展中遇到的困惑无法做出客观的解读以及正确的引领。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风景甘南》这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积极的思想倾向、精致的文学品格的影视文学剧本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风景甘南》包括《画》、《湖》、《界》、《歌》四部电视文学剧本(分别改编自作者雷建政不同时期的四个中、短篇小说),题材涉及甘南的标志性文化遗产(唐卡、洮岷花儿)、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症结(情爱观念的嬗变、草山纠纷)等方面。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原型均在甘南的著名风景区(夏河拉卜楞镇、碌曲尕海湖、临潭莲花山、冶力关等)。作品在用大量的电视镜头特写推介美轮美奂的甘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表现了甘南深邃、博大的人文风景,呈现了一幅立体的、全景式的人文甘南画卷。
《画》是一部唐卡艺人的成长史。剧本在叙事层面讲述了主人公——唐卡艺术家吉美成长、成才的传奇故事。吉美成为一代唐卡大师,其个人的天分、对艺术的痴迷及其矢志不渝的追求固然是第一位的,但生活环境、时代背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剧本的结局表明:吉美达到的境界不只是在唐卡艺术方面,而是那种为了公众利益无私献身的精神,这是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在文化层面,剧本以主人公的成长史为主线,对唐卡这一藏族传统艺术的瑰宝做了一次全面呈现。剧本用许多生动曲折的情节和精雕细琢的细节,对唐卡艺术的画论、技法,艺人的培养、传承机制等方面作了大量描写。许多资料不仅是鲜活的,也是鲜为人知的。可以说这部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神秘的藏族绘画艺术的窗口。
《湖》是四部曲中现实色彩较为冲淡的一部。它通过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三代人的生动、具体的故事,讨论了一个古老、抽象的话题:爱情。剧本用三个故事给我们呈现了三种爱情观念。
三代人的故事在“湖边”这个特定空间里交汇到了一起。外在的情节关联也使得故事内容上有了内在的交流。作品的主题在本土文化的传统情爱观、主流文化的正统爱情观、多元文化催生的当代爱情观之间有一种潜在比较的意味。那么作家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无疑,那种出于自然本性的、激情式、传奇式的爱情只是爱的神话。相对而言,作者倾向于认为建立在互相理解、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基础上的现代正统爱情关系平淡而理性,温和而持久,是最平衡、最稳固,因而也最和谐的一种关系。而如果用传统的藏族情爱观念来观照,显然作者对于当代的某些爱情观念是隔膜、困惑的,认为技术时代的爱情充斥着太多的物质理性,而丧失了人类的自然本性。过度的理性权衡及利益选择取代了两情相悦,牺牲了心灵和情趣的交融,这只是一种无爱甚至也无欲的男女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主旨理解为:用一个凄美的爱情传奇,透过草原儿女的性灵中最神秘、温厚的一部分,着力表现甘南传统藏文化中的人性之美、情感之美,并试图以此来疗治现代人情感的苍白、无力症候。
《界》这部剧本表现的是草地纠纷。草地纠纷是从部落社会时期延续到现代社会的一种草原社群之间的内部矛盾,虽然社群内部经常用习惯法加以调节,但在过去的时代里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成为草原上平静、祥和生活的一大破坏性因素,也是造成人们心理创伤的一个根源。剧本并未因为怕触及到群体的伤痛而避讳这个话题,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来理性地探讨这一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文化症结。
作品在外在的冲淡背后制造了一种引而不发的内在紧张: “南部落”与“北部落”争夺的一块“中界草地”上,代表两个部落的是南部落的守山人“杰”和北部落的守山人“桑”。 故事表面上写草地纠纷双方的外在对峙,实际上写的是人性内在的冲突与较量,冲突的平台是人心。“杰”和“桑”都是在草山纠纷引起的仇杀的血腥与悲惨中长大的,“杰”因此成长为一个冷酷、残暴、嗜血的人,而“桑”则成为一个反对暴力,渴望宁静的人。在显得狂躁而强悍的“杰”的恶面前,“桑”的善显得弱小而平静。但是在善的平静中却蕴含中一种强大的力量。
作品有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的结局——北部落的守山人“桑”用自我的牺牲化解了草场危机,从而也消弭了仇恨。桑的结局无疑有神圣的意味,他的行为动因显然来自藏传佛教中的悲悯、宽容、与众生之爱的精神。
比较可贵的是,剧本并未将思路停滞在“部落生存之争”与“利益纷争”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上,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探讨了草山冲突这一古老话题中的文化纠结因子及某种心理积淀物。如草原群落以男性的尚武风尚为核心的荣誉感、价值观,冤冤相报的血缘复仇观,人类的攻击本能等。这些都是古老的氏族文化的遗留物,在现代社会秩序与现代文明面前,已显示出其残酷和血腥的一面,不仅与当代社会完全不相适应,而且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进步潮流的。作品告诉我们:不论是一个部落,还是一个民族,引领进步的主导力量的根基始终是人性之善与人类之爱,而不是别的。
《歌》是一部“花儿”传奇。这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个多层次、多线索结构的故事。外在地看,故事写了三个层面的 “花儿”之恋,内在地说,剧本其实探讨了“花儿”这种民歌与底层民众的生活、心灵、精神世界的内在联系。“花儿”是一方百姓生命感悟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情感载体的“花儿”在表达人物最强烈的心灵诉求的时候甚至会成为一种极致的艺术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剧中的主人公竟至于不惜为一种歌而生,在一种歌中死去。这是一种民间的人生方式,也是这部作品中最动人的地方。剧本将这种人与歌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探析,部分揭示了“花儿”这种民歌内在的生命力之奥秘。
总的来看,《风景甘南》一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作品把握住了历史的脉络与正确走向,表现了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作品中有对一些困扰人们思想,影响藏区社会进步的问题的思考与破解,如部落草山纠纷、如传统的情爱观念向现代的嬗变及其派生的问题等等。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作品始终能够打通历史、现实、未来的连接,把个人、群体、民族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作品中虽然有对古老生活的精雕细刻,但并不留恋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作品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关注。作品突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基调乐观,表现出较宏阔的历史眼光。
其次,结合了当前的社会、文化热点,如社会转型与观念嬗变、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作品中发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呼声,但是并未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而是能以辨证、发展的态度与眼光看待民族文化的变迁,如对唐卡、“花儿”走向产业化、走向世界的趋势持乐观态度,这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其次是作者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作者以一个著名作家丰厚的生活积淀、宏阔的历史视野、坚实的文学功底,更以一种创作纯文学的严肃态度去写电视剧本,既突出了影视艺术的特点,又兼顾了文学性。四个剧本情节结构线条纵横繁复,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转换自如,叙事技巧浑圆且纯熟,白描、对话、细节的描写炉火纯青。特别是书中内心刻画的细腻与景物描写的丰富,在一般的影视文学剧本中是罕见的。
由于以上特点,该书的面世应看做是对于甘南文化、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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