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全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已经离我遥远的童年,如骤雨刚过的黄昏,有时清晰明朗,有时朦胧迷离,隐约在记忆的深处。我知道,我今生就要这样一如既往地走完这段属于自己的路,可身后那些往事,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心结,又是我今生难以割舍的情缘。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懵懵懂懂中读着小学,这时候的学校也是时办时停,时聚时散。这对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倒也无所谓。不去学校的时候可以跟随父母下地图热闹,或是在家上树捉雏鸟,上房掏鸟蛋,倒也优哉游哉。一年半载后,学校又恢复办学了,我们又兴高采烈地去上学,依然自由自在,天真烂漫。
就在这段读小学,继而读初中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父亲有不少藏书。农村人喜欢把母亲陪嫁的大红箱子放在堂屋的大柜上,我家也是。左面箱子里放的是母亲的衣物包袱,右面箱子里放的是父亲的藏书。有“四大名著”、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家巷》、《苦斗》、《林海雪原》、《苦菜花》,《山菊花》、《平原枪声》；有《金星英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等,满满一箱子。父亲时常给我介绍一些文学名著,启发我去读。
父亲是文革时期被打成当权派而开除回家的,回家后的父亲依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庄稼汉子,为了儿女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其实对父亲的了解也是后来的事。尽管当时的家境贫若悬磬,朝不保夕,但心中读书的愿望不曾泯灭。那时我的个头还小,要看箱子里的书,须得上到柜上,跨在柜盖上,用头顶着箱子的盖,才能看到里面的书。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看,日复一日地翻腾着箱子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忽然有一天发现,在一本1961年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里,夹着不少剪报,而这些剪报就是当时的《甘南报》。原来这一篇篇剪报都是父亲的作品。其中大都是新闻报道,而且还配上了一幅幅插图,新鲜有趣。文章署名为“李俊峰”或“峻峰”,这都是父亲的笔名。也是后来才知道,在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多少年后还传说着他曾是县上的“秀才”、“笔杆子”的话。父亲也曾多次给我说过,当时甘南报社要调他去当记者,只是县上抓住不放,使他失去了从事写作的机会。而我当时只知道父亲能写诗作词,我也清晰地记得父亲的一本厚厚的诗词手稿上写着“雪泥鸿爪”的字样,但我不明白其含义。经过几天便看完了这些剪报,然后便随手翻阅了这本《人民文学》,在这本杂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袁鹰的著名散文《井冈翠竹》,这篇文章使我不得不从高高的六角柜上下来,趴在宽敞的大炕上有滋有味地读起来。其情其景,永世难忘。
后来,这篇散文在我读中学,教中学的时候,一次次不期而遇,觉得那么亲切,那么令人怀念。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唯一遗憾的事就是,在文革期间抄我家的时候,竟然没有留住父亲的那本诗词手稿,以及那些剪报。据抄家的人说,你父亲已经犯了错误,那他所写的文章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要从这些文章里找到父亲犯罪的证据。我想,人都开除了,还找什么证据。
文革结束后,父亲平反了。在父亲的再三鼓励下,我参加了高考,又一次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1979年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从事教书工作。从这时起,我就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开始学习写新闻报道,继而写作诗歌、散文,《甘南报》就是我写作道路上最贴近、最理想的舞台。于是我的教书生涯便多了一份情结,那就是写作时的激情,渴望发表时的等待和发表后的喜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生活的激情,对未来的希望。直到上一世纪90年代,我的文学爱好才有了起色,不时能有作品见诸报端。当时《甘南报》的“小草”栏目由张巾英老师主编。尽管我的作品不多,但只要有稿,张老师每稿必发。为此,至今依然感慨颇多。
孜孜不倦的编辑老师们,为文学爱好者编织着梦想,编织着文学的未来。在这块土地上,我也如小草一样默默成长着,葱绿着,在一代代编辑的呵护下,跻身于芳草地,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如今,《甘南日报》已历经风雨六十春秋,为甘南草原的繁荣锦绣,引领着一代代草原儿女为草原歌唱,为母亲歌唱,为繁荣而振兴的祖国歌唱。愿这朵草原深处的格桑花与百花共鲜艳,与春光同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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