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天枝
翻开李城主席的小说《最后的伏藏》,我仿佛像一个游子忽然间来到民国时期甘、川边缘地带的草地上那个古老的木道那山寨,站在了早已逝去的岁月面前,站在了当年木道那身旁的夕阳下眺望着四周亚日部落帐篷寥寥的炊烟,香拉牧场的广袤的雪线,吐谷浑城堡神秘的呜咽以及阿克洛哲和他的寺院、奥赛尔山洞,还有许多的良民、那个匪气十足的道吉和他的飞扬着尘土的马队……
《最后的伏藏》表现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刀光剑影的时代。四处流浪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吉详、和谐理想的家园,那一代人也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人们和平共处的世外桃源,流浪的人们把木道那当成了一片人间净土,纷纷慕名而往。可是,木道那那块土地仍然是血雨腥风,仍然是在北风中、在飞雪中、在生死线上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那里同样有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于是,人、社会、精神三者之间在那里相互激荡,相互作用,整个木道那亦如一鼎沸锅,沸沸扬扬,木道那也是风雨飘摇。可以想象,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一块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因此,木道那既是天堂,木道那又是地狱,因为它是流浪者能暂避风雨的家,是梦中的乌托邦,又是大海上漂泊的一叶已被风浪摔打得行将破碎了的小木舟。
小说中的木道那山寨上,集聚着盗马贼、乞丐、麻风病人和各色流浪者,他们的盛衰兴替,人事沧桑,可谓风起云涌。那里每个人的生死祸福,升降沉浮,几乎都是难以预料的、出人意外的,却又是不可逆转合情合理的。作品中每个人都被自身的利欲情欲驱遣着。他们为了生存争夺着,抵消着,交织着,拼搏着,最终谁也难以完全达到预想的目标,谁也跳不出辩证法的掌心,他们仿佛都是命运的玩物、天道的工具,共同服从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必然。
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它是否具有全景性、史诗性、生命力,并不在于它展现的外在场景有多么宏大,时间跨度有多么漫长,牵涉的头绪有多么广阔,展示的人物有多么众多,我认为主要还在于作品本身是否浓缩了一个庞大的生命体,是否隐括了人类生活处于极端恶劣条件下人们心理的、生理的、心灵的内在节奏、血脉、筋络、骨骼以至整个肌体,是否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的辐射力。每一部作品一旦舍弃了表层上的东西,后面一定是一汪深邃的海洋。李城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内涵正是如此。
作品中,阿克洛哲这个居于人神之间的既朴素又神奇的宗教人物所展现的精神境界和状态,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藏民族精神的进化史,虽然阿克洛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喇嘛,而在他的身上凝聚着藏族传统佛教文化的负荷,在他身上相当完整地保留了青藏高原和雪域人深邃而不屈的全部要义。尽管他说:“属于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在某中意义上,他义无反顾地尊从了人类生命及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努力在寺院与山寨、佛教与世俗、强盗与良民、官府与土牧主等众多人物群体之间周旋着、运筹着、过渡着、平衡着,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木道那,改变整个亚日部落和香拉大草原,却屡屡遭到挫败,尽管期间展示了他生命中许多的精彩,生存的无上智慧,但他的命运也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那个时代必然的悲剧。我认为作为鲜活的作品人物,他有血有肉,有深度；作为精神文化的代表人物,他近乎是人格之神的重现。
作品中还有一个小人物道吉,尽管有一个强盗般的人生经历,也历经了可谓极尽曲折的生存之路。他集流浪者、盗匪、信徒于一身,劫富济贫,敢作敢为,不愧为顶天立地的高原汉子。但他一直在长夜中摸索前行,他的前途的困境实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困境和生存困境,其文化意味引人深思。
作家就是作家,他不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也不是哲学史家。许多优秀的、敢于批判现实的作家,他们的笔触从来就不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原则保持一致,从来就批判着极度膨胀的物欲是罪恶的源泉。这并不影响他们能够充分揭示出历史真实所肩负的一份责任。换句话说,正是他们这样的世界观与创作矛盾的交融,才使得他们能够看清别人往往看不到甚至是很难以认识到的事物的真实内涵。
对《最后的伏藏》来说,它就是站在了时代的、民族的、历史的思想高度上来观照中国西北角那个高原部落命运的历史截面。他以藏汉文化交汇地带的民族史渊源为构架,以流浪者的悲剧和抗争者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叙述风格具有很强的肢体动作性；它的笔墨也不在外部情节的紧张而在内在精神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民族状况成因的寻觅、包容、理解,我觉得,这部作品的成功在于,它给甘南草原仍然很寂寞的小说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力和自信力,它告诉我们这些文学的从事者、爱好者,甘南的文学思维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已经踏上了文学朝圣的雄关漫道,甘南文学已经开始了对新时代精神的民族价值、文学价值的严肃思考。我觉得,在甘南这样一个落后的民族地区能出现这样一部大气的作品,并且能在致力于民族文化审视与社会历史概括的整合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可看出作者独特的民族之魂、雪域文化的追求。为了使《最后的伏藏》达到足够的表达深度和文化深度,作者在切入历史生活的角度和倚重点上所运用的表现手法也很值得注意。我想,没有足够的沉潜和冷静的思考,没有充分的积累和学养,是写不出来的。它是那样地饱满、厚实、绵密,又是那样地古拙、苍凉、沉郁,值得我们甘南文学界去进一步地探究、去进一步地研讨。
最后,我引用李城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为了寻求更多更深入的东西,我一直在行走,徒步走过了甘、青、川的牧场村寨,足迹遍及整个安多藏区。那样的行走和体验,给了我学校和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我终于明白村寨牧场对作家的意义,我觉得那才是作家心灵真正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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