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华
洮州庭院
洮州的庭院怕只剩下这一座了。
多少年了,朝代发生了几多更迭,烽火狼烟中庭院能完好地得以保留,是何等的幸运。
在这安静的庭院里驻留,如同驻留在泛黄的典籍间,岁月仿佛慢了下来。无数的学者都不辞辛劳去莫高窟,不是为了拜谒,而是要在那洞窟中,那塑像中,那些经卷中,找到文化的履痕,时代的气息。
庭院夹杂在一大片民居中,平实地融入麦田深处的小村落。淡然,低调,稳重。没有刻意的张扬、显示。较之近邻的民居,土墙只是更厚一点,更高一点。担水的人,放牛的人,晒太阳的人,都不认为庭院有什么与众不同。行走在庭院碎石平铺的小径上,陡然觉得自己闯进了神秘的另一个时空。古典的四合院,纯木结构的楼房,精巧的门窗和回廊,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
走进一间屋内,巨大的灶台吸引了我的目光,看那灶圈,足能容下二三百口人吃饭的大锅。它昭示着这庭院曾经的兴盛和非凡。在查阅地方志后,我知道如此的庭院,如此的“大家庭”原有十三家。独有这一个庭院在洮州风雨中奇迹般地得以传承,成为西道堂“大家庭”组织的一个缩影。
从更大范围上说,史学家王树民在《陇游日记》中评价“西道堂如一独立家庭或单位小社会”,是“理想社会之模型”,新闻先驱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认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不难体会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西北闪烁着一颗耀眼的“金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封建王朝最终走向崩溃的时期,是民主思想在中国刚刚启蒙的时期,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各种矛盾尖锐交织。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着。一个融汇了中国儒家学说和伊斯兰教教义哲理的学者在西凤山山洞里苦思冥想,坐静悟道。在经历了心灵的历程后,他再度新生,设立“金星堂'私塾,面向社会,开馆讲学,“望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发扬回教教义,以融会民族之团结,谋中国之复兴。”马启西对传统伊斯兰教的改革,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它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伟大的创举。可是“道高而谤止,名成而毁随”,他被诬陷“违叛古教,创奇立异”,屡受攻击。为避锋芒,他远走撒马尔罕,回来后,他将金星堂更名为“西道堂”。1901年,马启西以“堂内教民完全平等,放弃一切经济财产等私有观念,抱共同之信仰,营共同之生活”的“新社会模型”为目标,劝导信教群众,合伙经商务农,逐渐形成了“农、林、牧、商、副”五业齐全的“西道堂大家庭”,成为中国西北历史上成功存在过的一个“乌托邦”。
我忍不住推开一扇扇好久没有打开的门,我不知道要寻找什么。我一定是想发现那些时光里的绝响。可是马启西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对联:其一为“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其二为“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
老屋
老人健在,老屋就是一棵生命之树,不屈不挠。若老人去了,老屋就只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空巢,那遗憾岂能用一个“凉”字来打发。
没有人不怀旧的,那个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突然就想起老屋了,就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乡下的泥坯房了。他知道那乡下的根系已经深入他的身体,那草木燃起的炊烟已经深入他的肺腑。
熟悉的是木板夯筑的墙,而那些年代久远的打夯歌,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如风儿飘散的身影呢,是去了唐朝,还是去了明朝。那些被烟火熏黑了的墙呢,是李自成的杰作,还是马步芳的恶行。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如同穿行于时光隧道。院落里还残留着大木车的轱辘,不知有多少个女人乘着这辆大木车进入院落,青丝熬成白发,少女变成老妪,也不知有多少个男人赶着这辆木车起早贪黑进行劳作养家糊口。磨刀石磨成了月牙儿,大铁勺舀成了月牙儿,木门槛踩成了月牙儿。
一代又一代人升起炊烟,一年又一年延续不息。柱子上新对联压旧对联,墙壁上新年画换旧年画。那木板儿墙还散文着柴的清香,那相框里装着几代人的笑容。一对木箱,是一个人一生的嫁妆。那木箱不知开了多少回合了多少回,存了多少五彩的丝线五彩的梦。一面土炕,养育了多少儿女温暖了多少寒月。还有那搁下的木格格窗,火盆,碌碡、镰刀、石臼。还有那么多平常和不平常的日子,那些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老屋里有树,杏子树已经爬过墙头了。杏子繁得像夏夜的星星,兀自掉落。有花儿,大丽花、蝴蝶花、喇叭花,开了,香气四溢,在老屋里弥漫。有老人多好,突然看见了他们的白发,听见了他们的呼唤,老屋就是你的依靠你仿佛丢失了的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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