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
当年上海才女潘柳黛调侃张爱玲的“贵族血缘”(张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可谓“遥遥华胄”)曾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掉进黄浦江中,全上海人据此都喝上了鸡汤”。谁知百年之下,这位南宫夫人竟然戏语成谶。数千万浦上居民果真喝上了有假包换的“肉汤”——由上万头腐烂死猪浸润出的奇妙饮料。滋味如何,本人有幸不知,但与老母鸡汤相比一定相差甚远。
中国人与水可不单单是一饮一酌的维生关系。哲学上我们有“智者乐水”的美谈,历史上有乾隆“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的断语,甚至连汉族的“汉”字都是一只伸向河流、准备汲水的手。许多仁人志士都把治理水源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唐宋时期的杭州由于地近东海城中的百余口水井只有六眼有淡水,随着人口激增,人们苦不堪言,白居易与苏东坡守杭时分别疏浚西湖,以竹筒引水入城,千载之下名与西湖同辉。明清时北京只仰赖玉泉山水,有“水车一日不入城,则千户少炊烟”的说法,周总理带头修建密云水库,亲事耒耜,不避辛劳,去世之日还自陈“修此水库是一生中最大功绩”,虽是君子自谦之语,但从中也能看出他对老百姓“水缸”的重视。
人一旦得罪了这“莫能与之争”的淙淙流水,受到的绝对是没顶之灾似的严惩。记得小学时读到“渭城朝雨浥轻尘”的诗句总要对那个绿色的长安心向往之,老师解释说“渭城,长安城西三十里之小城也。用来饯行,距离最为合适”。当时除佩服王维够哥们外也没想到别的。后来看《商君书》,说商鞅在秦推行“连坐”,一日之间在渭水决囚三百,河水入城尽赤,都人大恐。脑袋中不禁有点晕眩了——从战国到唐的一千多年里究竟是渭水改道,还是长安平移了三十里呢?查阅史书后,才发现答案竟然是后者。原来在隋朝开皇年间,长安的地下水因为历代垃圾的污染已“盐卤不可食”,隋文帝不得不一面迁都于西南三十里外,一面开龙首等五渠引水入城,这才临时改变了万灶生尘的局面。可这也是“补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权宜之计,百年后的大唐,长安人口过百万,大量生活垃圾沉入地下水,化为无法降解的硝盐,水苦难饮,并由此导致周边土地的盐碱化,粮食大规模减产,以致于唐高宗、武则天为首的大唐帝后不得不移驾河南,就食洛阳。盛世君王竟沦为了流浪乞丐,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说是敲响了一记历史的警钟。曾经作为十朝古都的长安在大唐之后竟被人们遗忘,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中国的都城,更让人感到唏嘘不已。封建皇帝在无水可喝时能选择迁都,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却是饮用水质量全国告急的险局。扪心自问,我们能“迁国”吗?就算能一走了之,又怎么能对得起生育我们的父母之邦?!让我们悬崖勒马,爱水护水,也让“红小豆局长”式的丧心病狂之语成为后无古人的旷世绝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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