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可以节俭但不要单调
上世纪70年代,郭平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上世纪80年代,她买到一辆重庆雅玛哈摩托,借助初中练就的驾驶技术,在单位和家之间往返。
尽管住在北京建国门地带的她,去位于什刹海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纪念馆上班,已经改为自驾汽车,代步工具变了、身份变了、职业变了,郭平英却说,环境越是优越,在生活不单调的前提下,节俭的家风家教越不能丢弃。
我的兄弟姐妹一共六人,父母亲对待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尽管我是父母亲最小的女儿,却从来没有让我得到过“倚小邀宠”的机会。
建国后,父亲一直担任着比较高的职务,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是这种生活条件下我们同样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这是从小受父母亲影响,潜移默化的结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民间谚语,也正是我们兄弟姐妹实际的生活状况。
小时候,我常常接着穿姐姐哥哥穿小了的鞋和衣服,每当穿上这些旧衣服时,依然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满足。在饭厅里,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挑挑拣拣。有时父亲还和我们一起比赛,看谁把盘子和碗里的饭菜吃得最干净。在饭前饭后的空闲时间,父亲喜欢抽空和母亲一起练练书法。饭厅里有张普通的书桌,他们就在那里用过期的废旧报纸练字,照自古以来研习书法的传统,先写大字,再把小字写在大字的行间,直到把整张报纸写成黢黑为止。
节俭并不等于单调,饭厅仍然是家里充满生活情趣的地方。最难得的是,星期天,父亲偶尔来喝上一杯我为大家煮的咖啡。家里人对咖啡的成色从不讲究,只那诱人的香气已经足够让整个屋子里充满轻松的笑意了。
父亲和朋友交往时的豪爽大方是出了名的。凡喜欢父亲书法的单位或者个人,无论北京、外地,一律有求必应。在眼下不断升温的书画拍卖市场上,父亲那些屡见不鲜的慷慨题赠(鱼目混珠者除外)即可成为佐证。
出于对加速科学发展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视,父亲对于自己所担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两个职务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经用自己的稿费修建过两个游泳池,一个在中关村,一个在玉泉路,好方便中国科学院的职工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师生锻炼身体。还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电影放映机也送给科技大学,用来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文革”期间,科技大学迁到安徽合肥。父亲作为首任校长,直到病重时还一直惦念着,希望有机会去合肥,在搬迁过去的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父亲去世以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把父亲生前作为党费自愿上缴的15万稿费移交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这笔“郭沫若奖学金”的数额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是一笔多大的数字,但是它至今仍被所有的“科大人”认作全校各种奖励中的最高荣誉。
按照时下青年人中间很流行的星相学,根据我的出生时间推算,我属于天蝎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做事会有浅尝辄止的特质。不幸这种特质就在我身上时有显露,这让毕生做学问一丝不苟、不耻下问的父亲,对我无可奈何。
中学时代,我的爱好也还算广泛,编排节目、学开摩托车、参加实弹射击等等,喜欢尝试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却涉足不深。一次我和弟弟讨论问题,弟弟接连用了几个成语:刻舟求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父亲转身向我发问,这几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我支吾其词,似是而非地说了一通。父亲又问,“到底怎么讲?”我一时语塞,胡乱搪塞过去。我的回答使父亲大为不满,重重地回敬了我一句他认为最不应该容忍的话:“不懂也不问。”或许父亲从此对我这个女儿大失所望。
我和兄弟姐妹是在父母亲从不溺爱子女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只能在温室里生长的嫩芽。如今,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很自立、很敬业的孩子。她在成长的路上,没有机会享受或者面对“非常6+1”的呵护(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人照顾独生子女1人),和同龄的独生子女相比,她也许缺失了不少长辈的关爱。但女儿非常懂事,几年前,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海外完成了学业,回到国内来工作。在我忘记自己的生日已至的时候,会接到女儿发来的短信,提醒我要好好犒劳自己,注意健康,享受生活。作为母亲,这份来自孩子的惦记,似乎比各种物质上的给予,更让人感到欣慰了。
婚姻因为相互的理解信任而变得平静和真实
郭平英说,她这个所谓的外交官夫人,实在有几分不称职。从1973年底,和先生共同组成家庭,到2003年秋,先生从驻外大使的岗位上退休,在这30年里,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扮演着现代版的“牛郎织女”。尽管如此,郭平英却非常笃定,说这种分离的常态,并没有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什么影响。
我和先生的相识,得益于我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机关工作的机缘。在进入新工作单位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楼里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不久他便被派往驻外使馆工作。当初大家都还年轻,他还是使馆里的一名随员。那时,通过邮局寄发国际邮件,会遇到很多困难,打国际长途更是连想都想不到的事。应该感谢外交部信使队的信使们,靠信使每隔两周一次的传递,我们在1973年底,他任期中途回国休假的时候,最终走到一起。
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开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社会上也渐渐传出有关郭沫若和他的一部史学著作《十批判书》的种种议论。我先生的一些朋友曾经善意地劝告过他,不要给自己将来的生活增添不必要的烦恼。他说,他在意的是同他共同生活的这个人,而不是这个人的家世背景如何。多年以后,闲聊时我问过他,结婚前我们相处时间那么短,你怎么下的决心提出要结婚?他半开玩笑地说,凭第一印象。因为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认为我这个人还“通情达理”。看来,对于姻缘而言,男女双方第一印象的确很重要。
那个年代的婚礼很简单。我们向机关申请了临时借住的宿舍,是和另一个同事共用的一套两居室中间的一间,大约15平米,再向单位借几件起码的家具:一张双人的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同事们凑钱,给我们送了彩色玻璃花瓶、铝合金蒸锅和套装的搪瓷饭盒,这些结婚贺礼是当年最时兴的。我们去商店买来一盏台灯和几尺做窗帘用的花布,然后把各自集体宿舍里的家当搬到一起,新居就这样“剪彩”了。结婚以后,我随先生回黑龙江拜望公婆的时候,老人用全家人积蓄下来的布票,缝制了两床用棉花手絮的被褥。虽然棉絮的质地是最一般的,但在那种物质十分匮乏,几乎所有商品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两床被褥已足见公婆的一片心意。
婚后不久,先生重新返回使馆。那时候我已身怀六甲,当我暗暗想到自己要一个人面对将要出生的小生命时,泪水竟然会不听话地流出来。我的眼泪被母亲发现了。她用战争年代曾经有那么多妻子把丈夫送上战场、母亲把儿子送去当兵的事例鼓励我,要我坚强。是的,和平环境里没有硝烟、没有恐惧,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我很羞愧,我软弱得不及战争年代那些普普通通的妻子、母亲。我很羞愧,我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如。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前夕和1948年冬新中国成立前夕,母亲两次经历过和父亲的分离。1945年父亲去苏联访问的时候,母亲身边已经有四个孩子；1948年父亲去东北解放区的时候,母亲手上又多了一个只有两岁的我。可是,她一个人把抚养孩子的责任和内心情感的重负都承担了下来。当年母亲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孩子们的父亲去了一个没有战争的、充满光明的地方,他能到那里去,脱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恐吓,应该为他高兴。他安全了,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哪怕很长时间不能回来,也应该为他而感到幸福。
母亲的话给我触动很深,帮助很大。在女儿出生5个月时,我便听从安排,去了河北省固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了一年。体弱多病的母亲替我担起了照管幼儿的责任,这是我至今感到歉疚的。
在以后更长时间的生活中,由于工作原因,我和先生各在一处情况已成为平常之事。先生退休以前,曾被派往中亚地区,先后在两个国家担任大使。而我的工作又一时离不开,只能利用探亲的机会和先生短聚,我基本上是个缺席的大使夫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常的分离并没有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什么影响,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生活因为相互的理解信任而变得平静和真实。
(摘自《金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