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晓辉
著名学者、梁衡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文风四谈》于今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选编了作者数十篇佳作,包括经典之作,也有最新力作,其中绝大多数曾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重要报刊发表过并被大量转载。
初次接触梁衡的作品,那是1994年6月,一次去省新闻出版局,经推荐笔者购买并拜读了先生的《没有新闻的角落》、《只求新去处》二本书,对我影响深远,其品格、思想、作风、文风使我有强烈的共鸣；其作品《晋祠》、《石河子秋色》、《马列公园赋》以及《热炕》、《三十一位同窗》、《二十五年祁连雪》等记忆犹新,它折映出一位善于创新的散文家所拥有的进取精神和非凡才情；显示着一位勤于思考的作家所具备的敏锐识见与丰厚学养。他说:“我读过的书和我手中的笔告诉我,只有文章才能使这些美定格。我热爱这种美,到处捕捉这种美。”作为与之有同样当过记者经历的我深有同感。
梁衡,山西霍州人。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有梁衡散文九卷。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青山不老》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学和大学课本。
他首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开创政治散文写作。书中写道: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过去也曾这样做过。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如果作品中只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会平淡无味。
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绝对分开。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这原因有二: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的转换工夫尚差。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之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如他在该书的《文章大家毛泽东》中写道,(2013年1月21日写毕2月10日改定,《人民日报》2013年2月18日整版刊发)毛文的特点首先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人处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化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时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司马迁的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结合。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过了几十年之后再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
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难免敬而远之。怎样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作者在《用文学来翻译政治》一文中说:一、选择适合的典型。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来照亮文学领地,照亮读者的心。文学是典型艺术,红色经典虽然足够宏大,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学,它还是要符合文学的典型性。选材时我力求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点。如写毛泽东就选他延安时期最实事求是的那一段(《这思考的窑洞》)；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大无大有周恩来》)、写瞿秋白就写他坦诚的人格(《觅渡,觅渡,渡何处》)。二、还神为人。政治是治国管人的学问,高高在上；文学是人学,有血有肉。文学所说的“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三、“顺瓜摸藤”,还原形象。政治讲究结论,文学注重形象。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还原结论之前的过程,你要告诉读者这“瓜”是怎么结出来的,描绘出它的藤和叶,这就是形象。四、含蓄表达,留出想象的空间。散文创作就是要找到“意象”。意象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种象征,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作家动笔之前,诗人先找韵脚,小说家先找故事,散文家先找意象。比如,用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来写瞿寻觅人生渡口而终不得的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一条小船来写共产党80年的历程(《一个大党和一条小船》,2001年)；用红毛线、蓝毛线来写西柏坡时期党的战略转移(《红毛线,蓝毛线》)等。五、善用修辞。政治严肃,用消极修辞,以内容的准确表达为度；文学浪漫,用积极修辞,不仅准确,更求生动。生动的文学碰上严肃的政治,全靠语言的转换。不但修辞方面的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上,古典、口语、诗句、长短句等各种风格都要灵活运用,以尽显语言的形式美。有时吸收口语所长,句式或整或散。如“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红毛线,蓝毛线》)有时或整齐严谨,暗用旧典,求古朴深沉的韵味。如:“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大无大有周恩来》)(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梁衡的散文语言受古代散文和古典诗词影响较大,他的作品之所以雅洁凝炼,气韵贯通,读来琅琅上口,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作为散文大家的梁衡总是能将最枯燥的政治材料、最艰深的哲理处理得有声有色、有形有味,让你在他的书中流连忘返,不忍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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