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晓辉
时值十月,丹桂飘香。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收看了中央一台播出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同时阅读了何载著的《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及报刊有关纪念文章,回顾革命历程,重温革命历史,笔者深深地被习仲勋同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染所感动。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习仲勋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探索与实践,当人们对西北实际情况认识尚不清楚的时候,他敏锐地提出:“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所有的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使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统一了认识,保持了清醒头脑,及时制定了民族工作政策,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卓有成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了人民政权,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稳妥地顺利地完成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为西北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民主宽厚的工作作风,赢得了民主人士和各民族同胞以及宗教界真挚的爱戴和尊敬。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习仲勋当年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长,为了贯彻执行民族政策,以身作则,带头做争取、团结工作。在甘肃,他团结了邓宝珊、蒋云台、黄正清、马辅臣、马全钦等；在宁夏、青海,团结了马鸿宾、喜饶嘉措；在陕西,团结了张凤翙、韩兆鹗、孙蔚如、马平甫；在新疆,团结了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三区”革命力量。特别是他十分注意团结和帮助了时居青海的十世班禅大师,更显示了具有远见卓识。这些人大都和他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做了共产党的朋友,为新中国办了好多不可替代的事情……青海、甘南藏族领袖、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回忆说:1950年3月,我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野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家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不满,这样不利于稳定局面。我提出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都是不敢讲的……没想到彭总和习仲勋同志听到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硬币,并宣布在牧区不马上收缴枪支。这件事,不但获得了广大牧民的拥护,而且体现了习仲勋善纳雅言,倾听民众呼声,积极慎重执行民族政策的精神。
1952年春,临夏股匪马良聚众作乱,危害人民。他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藏族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习仲勋知人善用,请黄正清参加剿匪工作,随军进剿,还送给他一支勃小手枪,说:“带上它,好护身。”并勉励他说:“你上次去甘南工作很成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去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作用。”黄正清十分感动,觉得习仲勋很信任他,认为习仲勋给他赠手枪是最高礼遇,欢喜之心溢于言表,便兴高采烈地奔赴剿围前线。黄正清到甘南后,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的若尔盖、阿坝地区、甘南地区,青海部分地区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来。先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主席像送给大家,然后对他们讲明这次进剿的方针和政策。黄正清指出:“全国解决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但是,马良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房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线,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不管是寺院和部落头人或群众,我们都不予追究。”黄正清讲完后,大家一致拥护党的政策。当时,马良股匪虽有1000多人,但经不起我们的政治攻势和解放军的英勇打击,大部分当了俘虏,马良父子后来从一大洞里找到,这次剿匪获得了胜利,先后在郎木寺和夏河召开两次庆祝大会,安定了民心,巩固了政权。后来黄正清担任了甘肃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黄正清与习仲勋成为坦诚相见的朋友,黄正清始终把习仲勋当作知心朋友和革命的引路人。
启用佛教大师喜绕嘉措,协助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在西北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又一典型。1949年底,青海的昂拉部落还处于封闭状态,十二代千户项谦不明世情,纠集马步芳步兵第100师和骑兵第14旅的残余势力,组织“反共救国军”,发动叛乱,践踏人民,牧民群众一直要求进剿。习仲勋认为这场斗争很重要,他从战略的角度明确提出:正确解决这次叛乱,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青海及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会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他要青海省委启用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班禅行辕的藏族著名人士去做工作。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奉命和喜绕嘉措等50多人深入虎穴(仅喜绕嘉措就去了3次),先后与项谦代表谈判了17次,历经两年七个月,但成效不大,有些同志产生了急于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立即电告:“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1950年8月,项谦来西宁投诚,但是回到昂拉,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电复:“应当再仔细征求喜绕嘉措和班禅行辕等人的意见,我们的争取工作还有哪些不够?所做的事是否适当?”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1952年7月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8月11日到兰州负荆请罪,向习仲勋敬献哈达。在习仲勋的关心下,项谦担任了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和尖扎县县长,为增进民族团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事后,毛主席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一生谦和睿智,不仅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也善于团结党内外一切坚持真理和正义事业的人们一道奋斗。他强调要广泛团结各方面力量,不仅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还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他倡导的“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被确定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得到贯彻。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建设、改革,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发展稳定大局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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