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红霞的《悲情舟曲》终于出版了。拿到新书,觉得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个样子——2011年5月她将初稿电子版传给我,我浏览后给了她一个建议:参照一下《唐山大地震》吧,亲历了一场空前大劫难,你的书也该有那样的分量。我没说出的意思是,灾难降临舟曲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但对舟曲作家来说却是“千载难逢”,要出大作品,具有震撼力的。包红霞颇为犹豫,后来并没有改变她的初衷。她继续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再现特大山洪泥石流爆发的惊魂一刻,历述灾难带给舟曲人肉体和心灵的摧残,以及反思灾难发生的自然、天气和人为因素。她的坚持其实是对的,因为现在拿到的果然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悲伤乃至悲愤的气息扑面而来。它不是可供赏玩的那种文艺性作品,而是一本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大书。如果一百年后回头再看舟曲,这次特大山洪泥石流在舟曲历史上不只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那么这本书肯定会因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被人们记住。
《悲情舟曲》在灾难发生三周年后出版,没有赶上举国上下关注的那些重要节点,似乎错过了发行的好时机。但这也并非坏事,由于有了足够的时间沉淀和消化,避免了应景炒作可能带来的粗糙与浅陋,从而能够更冷静、更深入地对灾难进行反思。甘南日报社王力先生在他的文章《大悲和大爱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序二)中说:“《悲情舟曲》是一种警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确切的,因为其中蕴含了我们类似的期待。让我们看看书中收录的一篇颇有反思性质的文章:《析谈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难成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的产生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与分析,认为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必然因素,局地特大暴雨、地震及干旱是其诱因；拦洪坝不是减缓而是加剧了泥石流灾难；城市建设中排洪沟被人为侵占；生态破坏是特大山洪泥石流形成的长期原因(解放初期舟曲植被覆盖率在80%以上,舟曲林业局成立后的35年间,全县每年砍掉180万棵树,白龙江流量减少了约8%,含沙量增加了60%),等等,等等。包红霞毕业于兰州气象学校,丈夫又是舟曲县的气象局长,这使她的思考和分析具备了专业素养和科学求实的精神。文章指出:“这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难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既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既有长期的因素,也有短期的因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世上有那么多灾难和痛苦、欺骗和罪恶,具有良知和敏锐感觉的作家、诗人,没有理由去游戏人生调侃神圣。当不少美女作家津津乐道怀中的小狗和舌尖上的美食,沉溺于风花雪月附庸小资情调的时候,包红霞把她的触角深入到现实之中,真切感受到了民众的冷暖和底层的疼痒。灾难发生后她数次打电话、发信息跟我交流,每次谈到《悲情舟曲》写作中遇到的挫折,我都能真切感受到源自她内心深处的悲苦。我知道她的感受不是文艺青年的顾影自怜和无病呻吟,而是体验到了大众的切肤之痛却深感无法替代。那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都可能遇到的难题,因而“有难度的写作”才具备了它产生和存在的价值。
“一部折射人性光芒的灾难史”,这是天水作协副主席汪渺对这本书的概括。包红霞也常常谈起对汪渺老师的感激之情,因为从鼓励她写这本书一直到出版发行,全程贯穿了汪先生的关心和协助。早年在一次省上举办的文学笔会上,我跟汪先生初次相识,感觉他是个激情飞扬的诗人,没想到他也是个古道热肠的汉子,在此顺致对他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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