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训等,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家训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存在。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如果一个人夸奖另一个,说他家教好,那可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中国人爱家重家,尤其珍爱自家的名誉,而家教正是这种名誉的生动体现。一个人的教育与熏陶,大体来自学校、社会和家庭甚或家族。每一种教育与熏陶都有教科书,家训就是中国人的家教教科书。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有人提出,随着现代家庭模式的改变,像以往那样关在一个院门里的大家庭已不多见,家训究竟还有多少现实教育意义?我们今天还需要家训吗?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演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但如果要问我们还需不需要家训,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实质上,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应该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训?这不仅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对国人品德、性格和精神的培养与塑造问题。
习近平在孔子的故乡曲阜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国家训源远流长,流传至今比较有名的家训大多是帝王将相、仕宦之家和士大夫的各种作品,至于更多的平民家训,有的可以从各种族谱家谱中找到,绝大多数只能在家庭家族内部口口相传了。但不管是哪类人、哪种形式的家训,都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内容。
总起来说,中国家训给我们的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
“一条主线”就是“尊儒”。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完备地创立了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理想社会,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每个人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儒学倡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非常符合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胃口”。所以,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儒学；毫无疑问,中国家训的思想主体也只能始终是“尊儒”。孔子就把开中国家训先河的周公尊为儒学奠基人,时时不忘把他当“圣人”来崇拜。在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家训中,他们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一条贯穿其中的“尊儒”主线异常鲜明。
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其中的帝王家训是一个亮点。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正是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家训,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和社会精英,也让他们实现了“齐家治国”的理想。
“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家训中,讲如何“为人处世”的比比皆是,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明学者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清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厚谨慎为先,切戒捐薄。”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在《郑氏规范》中屡屡训示子孙要体恤孤寡贫穷,好善乐施,譬如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
“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中国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随手可拈,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买肉啖子”“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组合拳”的“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这个特点一直在历代家训中得到传承,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明著作家郑晓在《训子语》中告诫儿子:“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摘自《东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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