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
作者简介
李城,1959年生,汉族,临潭县古战乡人,甘肃省作协会员,甘肃省黄河文化研究会理事,主任编辑职称,现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文联副主席。业余专注文学创作,已出版散文集《屋檐上的甘南》、《行走在天堂边缘》,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麻娘娘》及中篇小说集《叩响秘境之门》等,散文作品多被《作家文摘》、《读者》、《感动中学生的100篇散文》、《高考现代文阅读》等转载,部分作品被译成藏文。2006年获得首届黄河文学奖,2009年获得甘南州60年文艺成就奖,2015年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获得第五届黄河文学长篇小说二等奖。
一枚针
早年我在洮河南岸麻路镇教书时,认识了一个流浪汉,后来熟悉了,竟成了我家的座上宾。
那是个被命运委弃在尘埃里的人。他的下肢萎缩变形,坐在一块装了轮子的宽厚木板上,两手各撑一只方木块,在砂石路面上喀啦啦滑行。看上去他四十来岁,阔额隆鼻,面色黑红——如果视线只停留于此,可说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他穿着好几层衣服,虽然扣子齐全,肚皮却袒露着。那些扣子外层的扣着里层,而且只两三颗在起作用,看着让人着急,恨不得过去替他一一扣好。可他浑身黑乎乎油腻腻,邋遢又臃肿,别人很难理得清那几层衣襟间的关系。他握着木块的双手在地上一撑,身下的木板便向前一纵,猛看就是个出自深山老林的大猩猩。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镇子的丁字路口。那是1986年国庆之后,山林里桦树开始泛黄,街上也有三三两两的杨树叶飘落,仿佛撒着些花边的金币。当时我正在埋头赶路,插在兜里的右手捏着五元钱。我刚在国庆节结过婚,婚礼开销大,拉了不少账,爱人叮嘱这五元钱可得精打细算。一路上我的确在反复划算,五元钱能买哪几样急需品。可听到喀啦啦一阵响,那只大猩猩突然就出现在面前。他是斜刺里穿插过来的,用他那无畏战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接着就有嘻嘻哈哈的笑声,原来周围有那么多人,似乎等着看一场好戏。流浪汉受到他们的鼓励,咄咄逼人地盯着我,举起搪瓷缸在我面前使劲儿晃。我懵在那儿,一时拿不准怎么办。绕过去?我是镇上的老师,刚刚迎娶的妻子是当地人,街上不少人都是她的乡亲,别人怎么看我不要紧,我不能让她丢了面子。给他钱?兜里就一张五元的纸币,带着妻子的嘱托,关系到一个新婚家庭的幸福生活。
犹豫再三,我还是从兜里抽出手来,将那五元钱放到他的缸子里。他破颜为笑,向我伸了伸拇指,然后两手撑地来个漂亮旋转,拖着木板喀啦啦走开了。周围的人随即发出感叹,我听到的一句是:毕竟是老师,难不住哦。
学校在镇子南端,距镇子中心大约二里地。后来那流浪汉竟打听到我的住处,喀啦啦到学校来找我。他将座下的木板留在门口台阶下,大猩猩一样两手撑着木块,毫不客气就进了家门。我的新婚妻子惊叫一声,一闪就躲到里间去了。他将手中木块留在沙发边,双手在沙发沿上一撑一转身,将满是尘土的屁股准确送到沙发里。沙发前那对方木块倒是摆放有度,规矩得就像一双日本木屐。
我心里很不高兴,脸上却不好显露出来。我为他沏上茶,拿些吃的给他,还端出婚礼上的糖果盘。享用过茶点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珍藏着一枚缝衣针。他捏起那枚针对着光线瞄了瞄,又晃了晃,然后郑重递过来:“我是来谢你的,这枚针你可得接受哈。”
一枚针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他可能十分贵重,我想。我没有推辞,顺手接了过来。虽然我不需要一枚针,但它带着那样一个人的情义,而且那情义或许就是真的。在他临走时,我将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十几元取出来都给了他。那是我写文章得来的私房钱,留作纪念的,手头再紧也没想到要动用它。
此后在街头遇见他,他老远就向我打招呼,扬着手高喊:“老师,去你家喝茶,一点点休息哈!”
后来一位同事警告我,应该离那瘫子远点。他告诉我一个听来的故事,难辨真伪,却涉及到流浪汉不光彩的过去。那瘫子年轻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带头砸了寺庙里的佛像,批斗喇嘛时也很是过激。后来他身体出了些小毛病,去找一位老喇嘛卜算。老喇嘛就说他得罪了山神,要消除罪孽,就得在半山一个滴水岩洞里静坐祈祷,坐满一个月才能见效。结果不到一月,他的双腿就没了知觉,站不起来了。落实宗教政策后他的处境更为艰难,不得已离开了家乡,四处流浪乞讨。
若是真的,他的命运真可谓荒诞而悲凉。我没理会那位同事的奉劝,照旧邀他来家里坐坐。妻子也慢慢接受了他,还主动给他做好吃的。“一点点休息哈”,这句语法不通的话,也成了我向他打招呼的专用语。
虫和鸟
刚到羚城那年的初春,我在郊外看到一幕奇异景象。
那是唱着歌行走的一队藏族妇女,是她们的歌声吸引了我。循声望去,那些扛着农具或背着编织袋的女人,一个个列队从嫩草泛绿的山坡走过。她们衣着颜色灰暗,甚至有些破旧,但春风拂动着她们的裙摆,看上去翩然若仙。她们越过山梁飘然而去,人影虽然不见了,悠扬的歌声仍在回荡。
接连几天我都见到如此的情形,既好奇又纳闷。向藏族朋友打问,才知道她们是去田里耕作的农妇,她们的田块就在山梁那边。她们缘何边走边唱,唱的又是什么曲子呢?
唱的是古老经语。需要翻译吗?汉语里也许没有合适的词语——姑且叫“虫子苏醒歌”吧。
“虫子苏醒歌”,着实让人心头一震。她们用歌声唤醒草丛里蛰伏的虫子,告诉它们春天来了；她们列队依次前行,为的是尽量避免踩踏到脚下的虫子。
如今,我对这样的歌声已是十分熟悉了。这歌声充满温情,优美自然。在这样的歌声里,我们会听到生命的萌动,青春的勃发和丰收的喜悦。那不是兴之所至信口而歌,而是对生命的礼赞与爱抚。一些不知名的虫子,无一例外是大地母亲呈现给我们的礼物——即便算不得什么好礼物,也绝不是多余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多余之物,哪怕一只小小的甲虫,也是经历了亿万年筚路蓝缕的演进才抵达完美。
秋天的田野里,同样会听到类似的歌声。
妇女们列成一排收割青稞,此时的歌声是多声部的合唱,简洁,嘹亮,仿佛是错综的劳动号子。虽然她们的歌声不怎么连贯,却同样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她们将一捆青稞扎起来的时候,会将青稞束举在头顶用力甩上几圈,此时便伴随着那样的歌声。那情景如同老人们摇动嘛呢经筒,同时念诵着六字真言一样。青稞束在阳光下飞旋,不少穗子甩了出去,散落在收割后潮湿的土地上。
起初看到那样的情景,我暗自感慨她们的劳作可真是粗放,糟蹋了不少粮食。经藏族朋友介绍才知道,她们竟是有意为之,目的是留下一部分穗子,作鸟儿们越冬的粮食。因而也明白了女人们的歌声乃是告诉鸟儿:看啊,这些都留给你们了,别怕那漫长的冬季!
对弱者的怜悯演化为一种习俗,却表现得如此自然,不带一丝施舍的傲慢。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是妇孺皆知的一句古老劝诫。可是,每当从新闻里看到候鸟南迁之际,人们在河湖海边布网捕捉,然后用蛇皮袋提到集市上,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时,这句话已沦为汉语里残存的一丝悲悯。而在青藏高原,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信条依然鲜活而生动。
乞讨与施舍
去大昭寺参观,八廓街转经道旁的乞丐很是引人注目。他们三三两两盘腿坐地,面朝川流不息的转经者,一面相互谈笑一面接受人们的施舍。在八廓东街,从翁堆兴卡到黄房子的数百米路段,那样席地而坐者延绵不绝,蔚为壮观。一些身背行囊、风尘仆仆的朝圣者,手里捏着一沓小额纸币从一头依次派发过去,人人有份,一个不落。那些乞丐却不亢不卑,不说一句感谢的话,仿佛理所当然。
后来知道,八廓街的行乞者接受施舍,其实是跟施舍者的一种互惠行为。他们认为钱财是人身上的垢痂,剥去一层才会舒服一点——他愿意接受你的施舍,实际上也是在帮你。
想想也不无道理。对一个惜财如命的人来说,无端让他拿出钱财可并非易事——人们会如此形容他:就像从肋巴缝里掏钱；或者说:就像割他身上的肉。将钱财不求回报派送出去,那样会打破他的悭吝心,破除他对财富的过分执著。
佛家说贪嗔痴是三毒,而贪欲是三毒之首。人怎样战胜自身的顽疾?简便易行的办法,可能是从一元两元的施舍开始。有了那样一个小小的开端,即便世上最吝啬的人,最终也会改变自己。
有人也许会说,如今大街上不少行乞者都是假扮的,他们是在滥用人们的同情心。那也许是事实,也有不少乞丐是缘于智力低下甚至懒惰。但如果纠结于此,就无法做一个自觉的施舍者,也无法打破那个悭吝的外壳。
乞丐不只是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年代的产物,纽约、伦敦街头的乞丐如今也没有绝迹。我们指责社会的不公,其实根源乃是人性的贪婪,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乞丐和富翁就如影随形。对此,伟大的爱因斯坦早有警觉,也提出过改善的途径。他在《我的世界观》里说:“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不慕虚荣,不求奢华,降低自己日常生存的需要,既能保持自身的清洁安然,也能从根本上消除差距。无论古今中外,一些伟大人物都为自己生活中的奢侈感到羞愧。外无物累,内无妄念,是他们共同持守的人生法则,也是他们通向健康生活的必经之路。
八廓街上每天人流如潮,那是世界上最奇异的河流,环绕着大昭寺不息流动。大昭寺里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据说是佛陀在世时依照本人塑造的,公元4世纪赠予我国,盛唐时随文成公主进藏,是公主嫁妆里最为珍贵的部分。人们虔敬那尊富有历史渊源的佛像,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坚守一个朴素的真理。我也曾加入转经的行列,如同一条鱼游进了海洋。世上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人无法将自己与群体分开,在乞丐脸上,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富足与贫乏。佛陀教导我们放下,不是放下一切,而是放下对一切的执著。破除对财富的过分执著,便是平凡人生得以升华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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