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廷义
清光绪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几个外国传教士来到了古洮州的旧城。这个地处甘肃西南,今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虽然自明代以来就是茶马互市、藏汉门户的重镇,有十三个省的坐商字号在此从事贸易经营,但这些传教士的到来,仍然让当地的人们用吃惊、诧异的目光审视着这些不速之客。
这批外籍传教士,他们是基督教宣道会的裴文光、席汝珍、熊门林、艾名世、克省悟、郭尚质等。他们来到这个周围都是信仰佛教的藏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以及信仰儒释道、民间英雄崇拜的汉族人的地方,来到这古朴封闭的小镇,他们将如何在这里立住脚跟,怎样迈出第一步,这都是未知数。
周肇南——一个有功名、有地位的贡生和地方绅士出面接待了他们,他亲自将这批外籍传教士安置在旧城南门他的旅店内。这年他三十八岁,他的这一举动,真如荣格所言“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他的精神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嬗变。这种巨大嬗变中,最惊世骇俗的就是他与中国传统士人信仰的最彻底决裂,使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火炬扎根于古老的洮州大地。《临潭县志》载:
周肇南(1853——1929)临潭县城关教场人,清光绪岁贡,绅士。光绪十七年曾在洮州接待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并加入该教,是临潭县第一个加入基督教的人。曾任临潭县基督教神召会牧师,西北神召会副总监督。民国18年病逝,享年76岁。生前曾为临潭、卓尼基督教会捐献了大量家产,在洮州基督教史上享有盛名。
就是这样一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身处西方文化没有丝毫根基的偏僻小镇,周肇南一夜之间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他与父亲反目,失去了家业的继承权。那么他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初衷和动因究竟是什么?笔者曾访谈过周肇南的嫡孙周太升,他做了宿命论的解释“这完全是主的旨意”,但笔者无法满足于这一回答。
与此同时笔者又访谈到另一种说法,周肇南虽是有功名的贡生,但也是一位生意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长期往来于北京、上海、汉口和洮州之间。早在武汉时就和这些传教士接触往来,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光绪十七年前后,旧城青苗会修建之前在战乱中被焚毁的东明山庙,并由周肇南主持修建。由于当时地方战乱频仍,百姓生活困难,东明山庙只修了一个很小的大殿,将道教的十位娘娘和佛教的四位菩萨同供一殿,因神佛不分而引起部分人的不满,对周肇南横加指责。恰逢此时,外籍传教士到了旧城,周肇南接待了他们并公开了信仰。也有人说,传教士来临潭是周肇南在汉口时就约定好了的。
对周肇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笔者更偏重于后一种说法。“人类需要信仰,就如同夜海的小舟需要灯塔,沙漠的骆驼盼望绿洲一样”。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寿终正寝,行将就木的时候,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饱读诗书,有思想,善思考的读书人,原有的孔孟思想,释道宗教,祖先崇拜,英雄化神等,已无法满足他们灵魂的需求,他们彷徨在社会之中,神游于天地之间,渴望寻求到一种新的精神之光,以照亮人生道路,给孤寂绝望的灵魂以新的希望。
周肇南接受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使我不禁联想起明末的大学者徐光启,这位身处国势如鱼烂瓜溃的明朝季世的上海金山卫聪明的秀才,34岁时“南游北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38岁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拜访了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了他的洗礼。成为进士后,他与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超出了宗教,天文、历法、经济、军事无所不及。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徐光启官至礼部侍郎,又成为礼部尚书后,就正儿八经的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为西方文明在明末的和平传播贡献颇多。
当然,周肇南与徐光启生活的时代背景、地理位置、社会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周肇南出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第11年。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时代,他生活在祖国腹地,一个汉藏回杂居的地方,他有选择信仰的多重条件和自由,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都提不起他的兴趣,在他苦苦的求索中,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如一缕清风吹入他的心田,基督教的烈焰在他的心中熏熏燃烧。
周肇南这位敢为天下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仅把基督教信仰扎根于自己的心中,而且把这一西方文明根植于古老的洮州大地。基督教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开拓性,像鲜花一样盛开在等待福音的人的心中,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评价徐光启时说“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全,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周肇南何尝不是如此呢。
周肇南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士,在身体和心灵上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让生活在古老的洮州大地上的人们,特别是汉族士绅在文化和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嬗变。旧城的大姓家族在对待传统和新来文化上一分为二,阵营泾渭分明,王姓家族、牛姓家族、夏姓家族、李姓家族等都一分为二,信仰基督教的人,无论是父子关系还是弟兄关系,纷纷从原有的家族的传统信仰中分离出来,走进了自己选择的信仰乐园。周肇南家族更是概莫能外。
周肇南弟兄三人,老大周肇华保持了洮州地区汉族的传统信仰；老三周肇林改奉了伊斯兰教；排行老二的周肇南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2004年笔者陪同兰州大学社会学教授调查临潭基督教情况时,从周肇南的后代处看到了周氏三兄弟和其母亲的合影照。照片是改革开放后,美国传教士的后人从美国翻拍后带来的。这幅照片与普通的全家福合影照绝无二致,青一色的瓜皮帽,对襟长衫,看不出他们在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别；但它是在普通外表掩盖下的三种文化,在一个大家庭的和谐与共存,是中华母体上盛开的三种文明之花。1937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到临潭考察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阳坝古城周家看到这一现象时,就大加赞赏“周家有一特殊之点,其兄弟叔侄各崇一教,或儒、或耶、或回,信仰自由,互不排抵,可谓美谈。此种理想风度,在西北大应提倡”(《西北考察日记》)。
周肇南去世已经八十多年了,他就安息在洮河环绕的古羊巴城下,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但历史不会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人们淡忘,一首记述周氏一门文化变迁的洮州花儿至今传唱:
洮州有个周贡生,
一门出了三教人。
二哥要当洋人呢,
害怕以后不成呢；
三哥要当回回呢,
希望以后平定呢；
大哥原当汉家呢,
害怕先人的门门儿填下(ha)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