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军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支长征主力部队,长征途中皆曾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三支长征主力部队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党我军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广大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的多次支持。红军长征途经甘南藏区时,卓尼第十九世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藏族,藏名罗桑丹增南杰道吉),给予红军长征多方面支持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杨积庆土司等少数民族上层进步人士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和帮助,在甘南建立记载和颂扬杨积庆土司支援红军长征的纪念碑和纪念馆。
为褒奖杨积庆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的贡献,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慰问时,周恩来总理特意委托慰问团给杨积庆家人送来感谢信及慰问品。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并在卓尼县城修建陵园,树碑立传,颂扬功德。2009年,杨积庆当选为感动甘肃人物。2014年,以杨积庆支援红军长征为内容的电影《卓尼土司》在全国放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之所以多次给予杨积庆上述荣誉褒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途经甘南藏区期间,杨积庆对红军长征部队在政治、军事、物资等三个方面,给予全方位倾情支持和帮助支援。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杨积庆多次呼吁组织国内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对国内一切要求抗日的政党、军队所从事的进步活动予以支持。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南前,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一方面下令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在岷县、腊子口(属于卓尼)等地阻截红军,另一方面指令拥有两万藏兵的卓尼第十九世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配合鲁大昌在迭部等地阻截红军,妄想在上述两股军事力量的配合下,特别是利用甘南藏区普通民众对红军革命性质缺乏了解和历史上形成的汉族、藏族、回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在民族仇杀的混战中,借杨积庆指挥的藏族武装力量之手消灭红军。
杨积庆得知红军向迭部其辖区进军的消息,以及朱绍良和鲁大昌要其阻截红军的命令后,一面表示服从军令、假意受命、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将其指挥的二万藏兵分布各处；另一方面暗中指示亲信王左卿(时任杨积庆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爱国将领续范亭等人,了解红军性质及红军进军甘南的真正目的。杨积庆很快对红军性质作出正确定位,决定对红军长征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于是他以洮岷路保安司令的身份,给其亲信杨景华(藏族名,丹增)等人下达“杨司令手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红军,给红军粮食吃。”(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59页)。
身为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的杨积庆,置国民党反动当局下达的“阻截红军于境外,消灭红军于境内”的军令不顾,却反其道而行之,无疑是对红军长征政治上的最大支持。
从对红军长征予以政治上支持的立场出发,杨积庆对红军长征政治上支持的举措主要有:一是不仅在中央红军1935年9月经过甘南时,实施有关在军事上、物资上支援红军长征的举措,而且在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甘南时,杨积庆再次对红二、四方面军实施有关军事上、物资上的支援。二是长征转战途中,红军由于既缺乏随军转战的最基本医疗条件,又没有专门救治伤病员的后方医院。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有200多名伤病员留在甘南地区。红军北上后甘肃军阀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县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乡,大肆搜捕和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伤病员。而杨积庆未执行鲁大昌的反动命令,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予以妥善安置,以此躲过国民党政府的搜捕和屠杀,许多红军伤病员在甘南生活到新中国成立(郭卿友主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61页)。
红军顺利途经甘南后,鲁大昌为推卸未能在腊子口等地阻截红军、消灭红军的责任,向上级指责控告杨积庆“阳奉阴违,不但不遵命堵截(红军),反开仓供粮,私通红军”(康基柱著:《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文献导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鲁大昌指责控告“私通红军”的罪名,恰恰证明杨积庆对长征红军给予的政治上的支持。
“杨积庆烈士纪念碑”碑文中写到:“杨积庆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感召鼓舞下,审时度势,采取果敢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得到各族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拥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何继荣、王博:《卓尼的红色力量》,《甘肃日报》2007年8月14日)
1935年9月初,得知中央红军即将进入甘南藏区的消息后,他决定在军事上实行“守土自保”方针,不配合鲁大昌阻击红军、消灭红军。
当时蒋介石集团三令五申,要求杨积庆“坚壁清野”、“筑碉扼守”,动用全部两万藏族地方武装力量,竭尽全力配合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奋力作战,拒红军于境外,灭红军于境内。然而杨积庆明白红军是“抗日反蒋”的军队,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军队,红军途经甘南是为了北上抗日,决定在军事上不与红军对抗作战,让红军尽快通过自己的辖区。据此在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两次长征途经甘南藏区期间,杨积庆或暗中或明里、或直接或间接,对红军实施了军事援助:一是1935年9月,中央红军通过甘南时,当鲁大昌命令杨积庆的藏族地方武装力量从后路堵截红军,将缺衣少粮、人困马乏的红军一举消灭在腊子口的深山峡谷之中时,杨积庆一方面假装响应命令,调兵遣将准备出击,以掩人耳目,另一方面却暗中给其亲信杨景华(丹增)等人下令,“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与此同时,还派秘使以洮岷路保安司令名义暗中迎接红军,指引红军从腊子口攻出,打败鲁大昌。二是熟悉甘南军事地形的杨积庆指令尼傲总管,尽快组织人力和物力把遭雨水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峡木桥、九龙峡栈道,等多处红军行军必经的重要栈道和木桥及时修好,以便红军能顺利通过。杨积庆下达的上述既于己有利、又于红军有利的军事命令,是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甘南藏区的一种间接的军事支援。三是1936年8月20日,红四方面军32军长征到达甘南临潭新城后,杨积庆连夜秘密派亲信带上自己的亲笔信,赶到临潭新城红军总部,给红军馈赠了两匹马、七只羊,表示物资上的慰问支援；并与红军在军事上达成了互不侵扰的默契。此后在临潭县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联合进犯和围攻红四方面军时,尽管马步芳多次派人给杨积庆传令,命其出兵助战、袭击红军,杨积庆却以种种理由,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杨积庆:让路开仓援助红军》,《甘肃日报》2009年7月28日)。
红军长征是在缺乏后方根据地军需物资供给的情况下进行的,长征中红军只能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沿途筹集粮食等最基本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红军在四川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行军后,粮食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过草地时许多部队缺粮断炊,靠吃草根、熬皮带走出草地进入甘南,红军进入甘南后急需补给粮食。杨积庆给予红军以粮食等急需的军需物资支援。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宣扬丑化和污蔑共产党及红军的言论,煽动各族群众:共产党和红军是“共产共妻”、到处“抢夺民众财产”,要求各族群众把粮食等财物隐藏起来,以防被红军抢劫。并威胁和恫吓各族群众说,若不把粮食等财物坚壁清野隐藏起来,则既以“私通红军、帮助红军”论罪,又将未隐藏的牛、羊、粮食等财产没收。在上述欺骗宣传和威胁恫吓下,红军进驻甘南前,当地大多数民众将粮食等财物藏匿起来,离家出走躲藏。从而使红军进入甘南许多地方后,一时间既找不到群众,也找不到粮食。在此情况下,杨积庆巧妙地给予红军以粮食援助。杨积庆给崔谷寺主管粮仓的藏族仓官杨景华(丹增)下达命令:“藏兵撤退山林,不与红军对抗,迅速修复已毁达拉沟、尼傲峡绝壁栈道,让红军通过迭部。迭部几个粮仓的粮食,不必转运、窖藏,让红军取食。一切行动必须高度保密,并严禁群众向外走漏消息。”杨景华安排粮仓库兵只将粮仓外面大门锁上,而将粮仓里面的仓门全部开锁,然后令粮仓库兵以躲避红军为由跑进深山老林躲藏起来,使红军顺利获得30万斤粮食的军需物资补给。这一举动犹如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是对红军长征的一次丰厚的物资援助。获得粮食后,红军总政治部在粮仓的仓板上写到:“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并在仓内留下江西苏维埃纸币两捆。(何继荣、王博:《卓尼的红色力量》,《甘肃日报》2007年8月14日)
今天,当我们站在卓尼杨积庆土司纪念馆时,想起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当时卓尼的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先生的描述:
“……虽身居僻壤,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地大小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商行,常有书信往来。他的思想激进,易于接受新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时逢国难当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很关心政治时局,忧国忧民感慨激愤……”
让历史记住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吧,他是一位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做出贡献的人。
(本文作者系武警甘南支队支队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