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楚辞》
张闻天(1900——1976)上海浦东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尊敬和思念。一生最耀眼的:一是在遵义会议上与王稼祥全力推举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遭到错误批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被流放岭南,仍撰文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重大理论进行深入的、富有创见的探讨。
历史是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教科书。为了更多更详细地了解我们党的这段历史,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并阅读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程中原著的72万字由陈云同志题写书名的《张闻天传》。
书中写道: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于都河作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一,一般都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之为“西征”。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能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和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拚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就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的错误。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丰。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农历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纵队三人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洛甫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1935年2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石厢子开拔,行进到属于“鸡鸣三省”地域的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本拟在这个小镇上宿营,因有团匪据守两座炮楼扰乱,不能立即攻克,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水田寨街西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小村寨住下。总部的通讯部门住花房子,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这时,张闻天感到不改变领导不行了,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就提出“要变换领导”。这一天晚间常委会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负责人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博古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
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总是这样,遇事都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合作得十分融洽。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关键。在历史档案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至1938年9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被推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扎西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为解决军事路线作出了贡献。1935年12月,他又主持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解决政治路线作出了贡献。一年之间,成就这两件大事,其光耀将永远照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对张闻天支持东征决策,有人不理解,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听到这类议论,总是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杨尚昆:《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确是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长征途中张国焘挟重兵向党争权张闻天主动提出“让权”,让自己的“总书记”职务让出来(毛泽东不同意,此议作罢)。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的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执照六届六中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的工作。抗日战争,在东北做地方工作。提出五种经济成分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待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配合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等高指标,通过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运动一哄而起,张闻天对此非常关切。10月6日,他和夫人刘英一起赴东北考察,这时土高炉已经在东北遍地开花,运动呈现出极大的盲目性,人们还不知道那里有没有矿石就往那里跑,用石头砸矿石,将钢窗铁门回炉,花费了大量的劳力和成本,而炼出来的铁质量差,根本没法用。张闻天对吉林省委负责同志说:这样盲目上山,反而慢；这样蛮干,得不偿失。
1959年3月7日,张闻天在广西南宁、桂林,广东湛江、海南岛、广州调查考察了20天。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讲话看上面喜好,不敢讲真话,怕插白旗,怕戴帽子。云南饿死了人都不敢说。他说,问题很严重,不能光讲成绩......他说:“愈是不要我讲,我愈是要讲,我脑子里就是存在这些东西,不能不讲。”......他的那些意见久已郁结在胸,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非一吐不可。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准时步入第二小组(习惯称华东组)的会场。这天下午的会,就是张闻天一个人发言,他整整讲了三个钟头。就是这一篇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和右倾主义分子。张闻天从此被撤职罢官,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困境中含冤受屈,煎熬了整整17年。
现在,这一篇发言已经收入了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蒙在张闻天头上的污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它的深刻思想与理论价值为人们所称道,所重视。
第一,张闻天的发言用丰富、确凿的材料,认证了缺点的严重后果,并对纠正缺点的状态作了确当的估计。
第二,张闻天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产生缺失的主观原因,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本是要讨论问题,这是《庐山发言》中最精彩最深刻的部分。
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
第三,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发表评论,公开表明支持的立场。
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在这充满风险的紧张时刻,张闻天仍然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见解,是多么难能可贵!
历史已经证明,这篇发言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概括。它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指导意义和警戒意义。这篇发言又是科学理论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党内民主的篇章。张闻天以他在庐山会议的这篇发言,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提供了有关党内民主的颠扑不破的理论,同时也为他们树立了为实现党内民主而奋斗的榜样。
他是抱着一种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去接受不公正的批判的。实践证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是正确的,庐山会议反右是错误的,彭德怀、张闻天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庐山蒙冤之后,张闻天仍然能泰然处之,潜心研究,这需要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坚强的意志!他写道: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张闻天的这些论断,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
1962年1月11日,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对缺点错误的概括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及庐山会议前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一系列的调整方针与政策措施,也是同张闻天的经济思想合拍的。中央的转变,给张闻天观察与研究集市贸易问题提供了机会。他以为他的一些主张也许可能对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和趟出一条路子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力图寻找出更为客观实际的办法,供中央决策参考。
1962年6月24日,张闻天一行离开长沙,结束了这次南方之行。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间里,张闻天调查了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的20个县市,6月25日,回到北京,可以说是满载而归。7月上旬,他就把题为《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写就。张闻天在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他认为,在集镇市场上进行物资交流活动的成分可以扩大,各种渠道都应畅通:“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
张闻天提出,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应该扩大,“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经济生活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指出,在集镇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应该扩大,国家应该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张闻天还建议:除配给的东西按配给价格出售以外,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售镇出售。国家用这种出售所得的货币,在集市上依市场价格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这些建议体现了张闻天对市场作用的重视,他对扩大、发展集镇市场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是,由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经济工作也被违背客观规律的“突出政治”所指导,张闻天的“集市贸易意见书”自然无法逃脱没完没了地被指责的命运。
张闻天逝世后不到一百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不朽历史贡献。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