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积庆(1889～1937),男,藏族,字子余,藏名叫罗桑丹增南杰道吉,甘肃省卓尼县人,系第19代卓尼土司。其领地包括卓尼、迭部、舟曲等地,有2万多平方公里,10余万人口。下辖48旗(相当于乡)和16“掌尕”(行政村)。杨土司在辖区内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和寺院“僧田”。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随时听候土司调遣。
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藏区前夕,蒋介石紧急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出动全部藏兵开赴岷县、迭部一带,与鲁大昌的国民党军队联合设防,堵截、阻击红军。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吞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同时还对鲁大昌蓄谋已久的妄图吞并卓尼的野心有所提防。因此他抱定一种“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对谁发来的电报都置之不理,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他的2000名藏兵跨出卓尼一步,也拒不向岷县、腊子口一带派遣一兵一卒,这对于把最后消灭红军的希望寄托在杨土司藏兵身上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其在政治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军事上实行的“守土自保”方针,行动上没有对红军造成任何威胁,实际上是对红军北出甘肃起了让道和变相的援助作用。
1935年9月16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从迭部县旺藏乡出发后,经麻牙寺进入然尕沟,来到崔古仓村(红军称谷卡)时,发现有个储藏着20万斤陈粮的小仓,红军决定自行开仓分粮,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都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和所拿粮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有的还留下了少量银元。红军离开崔古仓后,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杨积庆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没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的任何责任。1936年8月20日,红四方面军32军12师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县新城后,杨土司夤夜秘密派使者赶到新城红军总部,呈送书信,馈赠了2匹马、7只羊,表示亲善和慰问。实际上与红军达成了一项互不侵扰的默契。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攻红军时,他们曾派人给杨土司传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县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乡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过任何迫害措施。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二百多人,在90年代初还有十余人。他们能侥幸地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和收容是分不开的。
红军两次长征经过甘南藏区后,鲁大昌把腊子口战役失利的职责,全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曾“开仓应粮,私通红军”。1936年底,朱绍良派副官班鑫来卓尼查办此事。当时,杨土司用行贿、送礼等办法,堵住了班副官的嘴。后因朱绍良调往南京,此事也就无人追究。但鲁大昌图谋卓尼的野心不死,他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和收买杨土司手下的团长姬从周等人,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博峪事变”,残杀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终年48岁。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杨土司对红军的援助,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并在卓尼县城修建陵园,树碑立传,颂扬功德,炳昭千古。
(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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