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山脚下,白龙江边,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电尕乡的卡告村,原先就有两三名在长征中掉队的流落红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卢振国曾涉足这个藏民村落,采访过已被藏化了的女红军齐秀云(藏名朗曼)。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卡告村,还曾秘藏过来自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一枚印章。
1988年夏天,卡告村村民安告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倾斜下来,忽然从屋梁顶上,掉下个羊羔皮小口袋,外面用绳子扎得紧紧的。安告十分好奇地解开,里面是一枚木质印章。一看便知,这是一枚“官印”。可这“官印”是从哪儿来的,属于哪个朝代的,怎么会藏在安告家里?全家人谁都说不清。老奶奶恍惚记得她的丈夫在世时,有一年出远门到麻牙寺会朋友,一去就是数日,回到家来神秘兮兮的,从怀里掏出个圆坨坨,看都不让她看一眼……
后来,老奶奶也不知丈夫把它放哪儿去了。因此,安告判断这是他爷爷所为。可爷爷早已去世,对于此物的来龙去脉,也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根据印面上的“中华苏维埃”名称,安告询问过村里的流落红军,这才晓得是红军长征中的遗留之物。于是,他二话没说,就将印章上缴到电尕乡政府。县文化馆获得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与乡政府、安告本人商定,将这件革命文物收藏在迭部县文化馆的文物室。
这枚惊现于世的红军印章,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之印。印面的外圈边缘内,是以两枚五角星间隔的两组隶书文字:上部一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字体较小；下部一组为“财政人民委员”六个大字。内中的圆圈里,雕有两束相向的麦穗,两穗接头处也有一枚小五角星。最中央则是一幅地球图案,象征着“赤化”全球的铁锤和镰刀,极其鲜明地凸现在上面。
史载,1931年11月诞生于红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财政人民委员是邓子恢,但他没有参加长征,那么长征时期的财政人民委员又会是谁呢?经多方考证,确认是林伯渠。
1933年,林伯渠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8月起任财政部部长。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林伯渠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大会上作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任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长征中,任中革军委征发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因此可以认定:他就是执掌过财政人民委员“官印”的当事人!
长征中,林伯渠已年近半百,鬓发斑白,可他精神饱满,老当益壮。他随同中央军委纵队一起,历尽千山万水、徒步走过两万五千里。当时给他配有一匹牲口,可他却很少骑乘,总是用来驮运行李或供病号使用。他的视力不好,夜晚行军大都提着一盏马灯,一边照明一边行走。如果遇到什么沟沟坎坎或难走的路,他就将马灯高高举起,为同志们照明,让同志们迈步走过,他还以口令方式往后传:注意险路!每当遇到河流沼泽,他就用手里的长棍子,走在前面探路,招呼同志们安全通过。
著名外交家、原文化部部长黄镇,曾在长征中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夜行军中的老英雄》就是其中之一。黄镇晚年在《〈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一文中,这样写道:“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德高望重的老英雄,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黑夜里,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一根木棍,昂首挺胸,迈步行进。这真实生动的画面形象,就使人感怀不已。
长征路上,林伯渠除了一身军装,还有随身携带的五件宝:粮袋、草鞋、棍子、马灯和挎包。他的牛皮挎包里面,据说就装有一枚宝中之宝——“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他是长征中红军后勤工作的总负责人。每到一地或在重大行动之前,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和分配粮食,以保障部队供应。红军走出草地后,从林伯渠的长征日记中,仍可看出当时的筹粮情况和两次丢失“背子”(背篓)的真实记录:
9月15日,晴。早6时行,行不到二三里到阿(旺)藏寺,纵队在此宿营。检查担子,失去资财一背,计金子127两,文件两包。
9月16日,晴。早5时行。行约80里到黑纳(拉)宿营。是日又丢失一个背子。
这两天的行军路线,恰好就在白龙江南北两岸,同时又接连两次丢失过“背子”,这就不能不使人有所猜疑:“财政人民委员”的印章,是不是连同那个皮包一起装在“背子”里面,而遗失在行军路上的呢?
长征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是在“举国大迁徙”,随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央政府各个行政机构的红色印章,大都携在掌印人的身上,或驮在马背上。而被林伯渠装进皮包又背在身上的“财政”大印,怎么就轻易丢失了呢?为进一步考证史实,笔者根据有关线索,特意拜访了藏族老人益希卓玛,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给笔者解开了这个谜。
益希卓玛,又名王哲,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钮子村人,中国作协会员。1950年初,益希卓玛参加了中央办的藏族干部训练班,这个班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开办的,她有幸见到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益希卓玛老人这样告诉笔者:
建国初期,第一期训练班只有20多人,林老常来班上看望学员,问寒问暖,并亲自作报告。有一次,林老问到她的家乡情况,听说她是甘南卓尼藏民,就跟她讲了红军长征中在迭部“开仓分粮”的事,说红军各部队把所分的粮食数字,全都写在仓房的木板墙上,当时还留下部分中央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林老特别提到由他掌管的“财政人民委员”印章,就遗失在那个藏民村庄,当时还派人返回去寻找,可惜没有找着。益希卓玛的回忆,证实了印章遗失的地方,这就是当时属于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下迭部的崔古仓。地处白龙江北岸高山狭谷中的崔古仓,距离电尕乡卡告村百余里路程,途中有两处艰险栈道阻隔,可这失而复得的“财政人民委员”大印,当初又是怎么经由安告的爷爷带回家的呢?是他出远门会朋友时在崔古仓捡的,还是从朋友手里讨的,抑或是掏钱买来收藏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应弄个明白。
当笔者提出这些疑点并与之探讨时,益希卓玛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才道破天机:“印章,是那粮仓看守的老婆偷的,偷下的!她害怕红军追查,就死死揣在怀里,没有暴露。第二年,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路过时,风声又紧张起来,她这才托付朋友带到电尕去了。因为这事那位老阿姨至今都很不好意思,问那朋友叫啥名字,住在电尕乡哪个村子,她都不肯告诉,只说是年代久了,忘了!”
“你不是在构思小说吧?”笔者不禁又问。
益希卓玛老人如实相告:1987年9月8日、9日,她与甘南州史志办王俊英、敏文贵等人,走访了迭部县达拉乡的俄界(高吉村)、麻牙乡的崔古仓和天险腊子口。在崔古仓,当年的粮仓看守巴保已去世,其妻尚健在,益希卓玛就问起红军当年开仓分粮的情况,并提到林伯渠丢失的一枚印章。
这位70多岁的老阿姨(名字不详,因她在家招呼过红军,村里人事后都叫她“共产家”)讲:红军到了崔古仓,村里人都跑光了,躲在山林里不敢回家。那晚月光很亮,她丈夫巴保担心粮仓被“抢”,就打发妻子回家打探情况。谁知她刚一摸进村子,就被红军发现了,想逃也逃不脱了。有个戴眼镜的老红军,就在她的家里办理公事,说话待人都很和气,当晚还给她写下一张什么字据,从皮包里拿出个木头圆坨坨,在上面盖了个红红的大印。因为语言不通,那位老红军只好用手比划:叫她不要害怕,就在家里住下。老阿姨那会儿二十几岁,晓得看守粮仓的利害关系,她趁那位老红军招呼分粮时,就将那个圆坨坨偷偷地揣在了怀里……
老阿姨之所以做贼,也是为丈夫着想:卓尼杨土司假如问下罪来,就可拿这印章作证赎罪。胆大而又愚昧的她,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红军写的那张字据本来就是交差的证据,她却没有当回事儿,过后也给丢失了。因为心虚,解放后一直不敢声张此事,在那“清理阶级队伍”的恐怖岁月,当地也曾批斗和惩处了几个历史上伤害过流落红军的不法分子,但却没有把这件事深挖细找出来。于是,这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官印”1988年又奇迹般惊现于世。
(州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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