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忠
终于到了。透过车窗户,远远的我已经看见了县城。其实,第一眼应该先是看见黄河的。然而冬日的玛曲全然一派肃杀,扑入眼帘的除了苍茫,除了漂浮在蓝天之下的一层雾霭之外,县城里的建筑反而很清晰。天气有点反常。已经是大寒了,按理说这个时节是一年里最为寒冷的时候,可是玛曲反而很暖和。海拔近四千米,冬天不冷有谁信呢?可洛桑才旦就穿着一件很薄的外衣,站在进站门口的台阶上。
洛桑才旦是我的学生。说是学生,也不过只有一个学期的师生关系。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联系从未间断。
洛桑才旦从我手里接过包,对我说,去家里吃?还是外面吃?
我说,就不去打扰家人了,外面随便吃点吧。
家里也是很方便的,不过我还是听你的。洛桑才旦嘿嘿笑着说。
我也笑了笑,说,穿这么单不冻吗?
你知道的,玛曲真正冻的时间还没到。洛桑才旦接着又说,今年第几回了?
五六回吧,我说,但始终感觉没有那时候好。
洛桑才旦似乎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很伤你脑筋的对吧?
是呀,我说,记得你阿爸因为我批评你还专门找过我。
已经十几年了,过得真快。洛桑才旦说,那时候是孩子,不懂事。又说,吃完直接走吧?万一天变了会很麻烦的。
好。这次听你的。我说。
欧拉秀玛乡在玛曲县西北部,距县城一百多公里。在通往欧拉秀玛的路上,我和洛桑才旦走走停停。路是新铺的,平整而宽阔。草原苍茫一片,牛羊星星点点,黄河一面是冰凌,一面却是汹涌奔腾。在一处河床十分宽阔的地方,洛桑才旦停下卡车,拿着我的相机,拍了好多照片。
可惜没有路过的人,我们还没有一张合影呢。洛桑才旦笑着说。
我说,到你厂子再拍吧。
洛桑才旦在欧拉秀玛开了奶品加工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但他却没有亲自说过。奶品加工厂不大,是他联合当地十户群众一起开的,是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他们依托纯天然牧场及丰富的牦牛资源,致力于纯天然牦牛奶制品及藏族传统饮食系列产品的开发,这在玛曲县来说,即具有特色,也算是干了一件为民富民的大事情。
洛桑才旦不再是多年前那个调皮孩子了,在地方,乃至县上,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我记得,我支教的那段时间,他刚上初一,不爱学习,鬼主意很多。此时,当和他再次行走在玛曲草原上,我由此而想到支教的那段时间里我犯过的错误。
首曲中学在卓格尼玛滩上,四周不见高山,也没有小溪,视野里全是苍茫的草原。2004年深秋,我义无反顾来这里支教。那个深秋的午后,首曲中学教务处安排我住在门口的一个小院子里。小院子很宽,里面只两排简单的瓦房,据说是以前学校专门放牛粪的房子,其中好几间已经出租给外地搞零工的小老板。当然,小老板不可能在小院子里住,住在小院子里的是几个民工,他们还养了几只藏獒。小院子里平常很少有人进来,民工们三天两头才来一回,我和藏獒成了小院子的主人,时日一久,关系也混熟了,它们不再那么凶,见我进来就扑到身上,显得很亲昵。
教务处一个胖乎乎的老师给了我一把钥匙,说,住在北房吧,冬天阳光充足,暖和。他说完就走了。我打开房门,才发现房间很破旧,里面空空荡荡的,顶棚上全是水渍,地面也是坑坑洼洼的。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学生抬着三张矮小的课桌,一个铁锈斑斑的炉子和几节新烟筒,还有一麻袋牛粪,来到小院子。他们帮我用两张低矮的课桌拼成一张床,将我的被褥很快铺在上面,同时也用最快的速度安装好了炉子,并生着了火。很久没住人的原因吧,房间有点潮湿,烟在屋顶缭绕着,迟迟不肯散去。下午放学后,整个校园显得极为空荡,小院子更是寂静无声。那夜,我和衣而睡,有许多兴奋的同时,也有种无法说清的落寞。
好几日过去了,没有人来,也不见学校领导和同事的嘘寒问暖。我有些后悔了。这里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驿站。会有美好的一天的,说不上自己就是那只他们苦苦等待的凤凰。我在心底不住安慰自己,然而,无法说清的孤独和空虚依然像无边的大网,紧紧将我包裹住。我心底很清楚,无论如何要在这里工作两年。三两天想变成凤凰,除非是痴人说梦。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周,玛曲的天气也随季节的变化渐而厉害起来。先是狂风四起,接下来大雪飞扬。一夜之间,整个学校变成了白茫茫一片,偌大的学校,只有深深浅浅的两行深坑留在雪地上。那样的日子里,我守着用牛粪取暖的火炉,望着用两张低矮的课桌搭成的床,满怀热血也渐渐变成了怅然若失。
有天早晨,我刚洗完脸,校办打电话让我立马过来。气氛有点不对劲,校长和主任的脸拉得像水瓶一样长。我的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怎么搞的?校长冰冷地说。
课堂上洛桑才旦吃泡泡糖,不但如此,他还吹了一个大大的泡泡,而且很响。我批评了他,可他不但不听,反而使劲嚼起来,我实在忍不住,就踢了他几脚。我如实交代。
校长严厉地批评我说,教师规范上有体罚学生之说?你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罢了,还敢体罚?家长找麻烦怎么办?
后来,我当着全班学生给洛桑才旦道了歉。虽然觉得很委屈,而实际上我最怕的还真是家长前来找麻烦。那几天,我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几天过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洛桑才旦的父亲打来的。洛桑才旦的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你批评了他,这就好,以后不听话了要多批评,要多念书,要识字。
事情虽然过去了,可我的内心却有了疙瘩,渐渐趋向于寡言,不敢直面许多问题。
玛曲县属于纯牧业县,相对而言文化落后,经济来源主要靠畜牧业,城乡之间很遥远,且地广人稀。就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一个学期。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支教生活并没有按期完成。但在短短的半年里,支教生活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多年后,当我再次返回校园,心里依然在回忆当初的那种幸福和布满疑惑的日子。
第二学期刚开学,几个年轻老师被调到很偏远的乡下去了,我也被责令提前返回本地。不知道他们的离开会不会与我有关?会不会与小院子有关?会不会和我们在小院子里打牌有关?这一切成了我心中的疑团,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就那样,我背负着无法说清悲伤离开了小院子,离开了朝夕相处不到一年的同事和同学们。后来我听说那几个年轻老师刚到乡下之后,饮食起居都不习惯。学校里学生大都来自牧区,汉语表达不流畅,因而工作很吃力。我心里一直很内疚,他们被下调肯定与我有关,肯定与那个小院子有关。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说服自己,也难以找到具体的事实去印证一切。
洛桑才旦说,让牧民获得更多的收益,充分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环境,我们不但加工牛奶制品,还发展了藏羊养殖合作社,要不断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从当初的不会说汉语,调皮捣蛋,到此时的致富带头人,洛桑才旦观念上的转化非常大。这点不可否认,此时此刻,对他的絮絮叨叨只在口头应承着,可心思依旧在很多年前的支教生活里。
被责令返回,对一名支教教师来说,的确是一件羞耻的事。但有些事情不由得我们,大家都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可那时候我对这句话真的产生过质疑。就在责令返回的通知下发后,我去过一回遥远的齐哈玛学校。被调到齐哈玛学校的那位年轻老师虽然和我不是太熟悉,但当见我前来看望他时他也是感慨万千。我在他的宿舍住了几日,也的确感受到了教学上的难处。
无论何时何地,作为老师,只要把教学工作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去干,大概也就心安了。话是那位年轻的老师给我说的,而我何尝看不出来他内心的波动和苦闷。不过还好,他还算乐观,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当然了,我并不知道后来他的情况。相继被下调的那些老师当中,我也听说大部分一年之后再次回到了县城。或通过考试,或通过其他方式；或是直接改行,或是到其他县上。总之,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洛桑才旦对他的事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从起初兴办到现在的想法,以及将来的打算,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任何可以指手划脚的资本,除了不住点头,便只剩祝福他了。
当时被下调的那些老师里,有个姓牛的就在欧拉秀玛,我记得很清楚。这次来之前,我还专门托人打问过,那位牛老师还在,自下调到欧拉秀玛他一直坚守在这里。
我突然想去看看那位牛老师。
洛桑才旦打电话要叫他的几个朋友过来,说我好不容易来了,要住下来,好好帮他们策划,出注意。我连忙制止住他,并说,等下次专门带几个搞企业的朋友过来。说完之后,我便瞅机会溜出洛桑才旦的厂子,去了学校。
他果然还在,只是有点苍老了。我说了我名字,并说了当年支教的事情,他才想起来。和当年一样,牛老师依然很热情。说到当年被调乡下一事,牛老师皱了皱眉,说,当年那个校长不学无术,那时候大家私下里都在说他修订《孝经》呢。当校长的不好好管理学校和教学,修订什么《孝经》?后来他的《孝经》没有修订成功,自己的校长职务却丢了。牛老师说着便不住摇头。
没有想着回县城吗?我问他。
没有,这里特好的。现在不像以前,路修好了,去县城也很方便。他接着又说,那时候,一份相同的总结可以用好几年,太没意义了。但这里不一样,工作总结也有写头,日子踏实。
我有点不大理解他的话。
他又说,县城的教育现在难搞,家长动不动就来找事。而这里的孩子们纯朴厚道,家长更是通情达理。闲时间还可以去黄河边走走,到草地上转转。这些年,我不但学会了藏语,也学会了写诗。不信你看。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写满了诗歌的笔记本让我看。我一边翻看着,一边继续听他说。
刚来的时候,这里学生汉语差,现在不一样了,学校开了双语课,学生水平都很好。群众的观念转变也很大,不再是你支教的那时候了。
当年支教被责令返回后,我在一个安静的小镇继续教书。我常常想起玛曲,想起那个衰草连天的小院子,想起那班学生。孩子们的内心装满了清纯和幻想,也装满了某种成熟之前的忧郁和反叛。其实是我错了,这是离开教育工作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的。时间的流逝让我懂得了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沉重和怨恨,那就是因为年轻,没有对生命投入更深的热爱。
我离开玛曲的第五年,县城中学就和城关小学合并在一起,形成现在的城关九年制学校。老师分流到各个学区,而中学旧址已经新建为玛曲藏族中学高中部。对教育的重视一刻都没有停止,尤其是牧区的教育,政府投资的力度愈来愈大。为了让教育切合实际,很多牧区学校也启用了本土教材。但就整个牧区的教育相对而言,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和牛老师也说起这个话题,归根结底,还是观念问题。当然了,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一蹴而就的转变,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心理上的伤害。
告别了牛老师,洛桑才旦开着他的大卡车载我回了县城。一路上,洛桑才旦继续给我说他的许多想法,同时也说起当年我支教时的那件事。我们都笑了,过去这么多年了,都还记着,也算是一种特有的感情吧。
我们走到县城,已经很晚了。县城很漂亮,就是人有点少。我让他把车停在以前的中学门口,我要下去看看。以前的中学不见了,眼前是漂亮的新的学校,找不到以前的那种难舍的感觉,也没有了那份复杂的心情。不过我依然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再次推开教室门,给孩子们好好讲一堂课。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忍住给洛桑才旦说了我的想法。洛桑才旦迟疑了一下,然后笑着说,这个很简单,明天就去和学校联系。可是我又想,该讲些什么呢?离开教育已经六七年了,我还具备一个好老师的那些素质?
那天晚上,我躺在洛桑才旦家宽大的炕上,翻来覆去想着该如何讲好一堂课的问题。
讲好一堂课,将是对自己勇气的一种挑战。实际上这种挑战源自我们的心灵,于我而言,更是对从教生涯的某种缅怀与补偿。和孩子们在一起,听着他们的笑语,我真想回到过去的光阴里。那样的光阴充满爱,充满阳光。让每天新的阳光洒在身上,让我感受到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温暖的,这会不会是一种奢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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