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今
对社会普通人群的关心,是《史记》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翦伯赞也说,“《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认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对社会低端“阶层”的关注,是《史记》作者独特的视角。
我们在对汉代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进行考察时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经历,曾经回顾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有“耕牧河山之阳”的劳动实践。司马迁童年体验过“耕牧”劳动生活,使得他与社会下层劳动群众能够情感接近,心灵相通。《史记》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也理解劳动阶级的身心体验,应当与这样的童年生活有关。《史记》于是并不仅仅瞩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表演,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
对一些历史名人早年贫困生活与劳动经历的关注,是《史记》独自的文化个性,因此超越诸多其他史书而显现出社会史观察的独特眼力。如刘盈兄妹幼时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的故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所谓“两子”,就是刘邦帝业后来的继承人汉惠帝刘盈和嫁给张敖、成为赵国王后的鲁元公主。《汉书·高帝纪上》只说“吕后及两子居田”,缺写了“耨”的劳作细节。也许班固认为“耨”作为具体田间劳动形式并不重要,然而司马迁因为这一个字的使用,就表现出历史见识的高超。
司马迁童年曾经从事“耕牧”劳动,后来官任太史令,得以在帝王身边服务,然而如他自己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经历人生悲剧,“诟莫大于宫刑”。如《报任安书》所说,“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他是在身处卑贱屈辱的社会下层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记》的撰写的。这当然可以使得他容易亲近平民的生活,理解平民的心思。
《史记》以平民精神表现出来的文化优势,超越“千古”“群史”,成就了中国史学公认的经典。《史记》的平民精神,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看重,显示了历史判断的公正,也表现了史家的开明与智慧。 (摘自《学习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