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霞
黄海平的家,原来在山高路又陡的大瓦山上。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连麻雀都不愿意来拉屎撒尿的地方。2008年,易地搬迁项目实施后,他们一家人迁到了山脚下的移民新村。一同迁下来的还有村里另外六户。在过去的几十年光阴里,他们全村七户人家互为邻居,相依为命地生活在那个高寒干旱、土地贫瘠的山窝窝里,过着捉襟见肘的穷日子。
从半山腰上看下去,山脚下的移民新村很像一块方方正正的积木,四十幢白墙黛瓦、样式统一的大瓦房整齐划一地座落于冶木河畔,成为山区四十户贫困群众的新家。黄海平的继父齐老汉把羊脚巴烟锅抽得叭哒叭哒直响:“共产党的政策真正好!你们年轻一代的命也好,赶上了好时候……”老人眼角的皱纹里,堆满了无限的喜悦。
移民新村距离镇上只有八九公里,“以后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想想以后的日子,黄海平忍不住地想笑出声来。
我认识黄海平的时候,他还生活在山上。那一年,在他的带领下全村种了十五亩当归,没想正当花期芬芳的时候,被一场冰雹给砸了个稀里糊涂。一周后我去采访时,做为村组长的黄海平正坐在药材地,对着一地秃废了的当归苗子长吁短叹。那是村里第一次尝试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黄海平计划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走出的第一步。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砸碎了全村人的希望,也砸懵了这个年轻人。听说我是来采访的记者,他瞬间失声痛哭:“我用了半年时间才说服大家愿意尝试种药材,苗子、化肥、土地……你说现在叫我该怎么办好呢?”那一刻,黄海平被泥土蹭花的脸上写满了绝望。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哭成那样,一时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才好。时值六月中旬,乡村山野间正是草木蓬勃、麦苗窜节的时节,可荒凉阴冷的大瓦山山梁上,耳边依旧是呼啸而过的寒风。一地的残枝败叶,更加烘托了眼前的凄惨景象。陪我同去的镇干部拍着黄海平的肩膀劝慰道:“别难过了,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吃一堑长一智……”
山上的日子是真穷。除了几亩庄稼以外,再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村里人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用。地薄,加上气候不好,种一把青稞两颗土豆还得靠老天爷来成全。黄海平抹掉眼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镇干部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然后猛劲地吸了一口说:“没处来钱,村里的男人们就跑去外面打工。但是又因为都没有手艺,干的都是些苦活累活脏活,拿到的钱还少,一年撑死了就挣个万八千块钱,还没等好好花呢,拿回来添到满是窟窿眼儿的家里,连个响声都没有就完了。我想着药材要是价钱好,大家就不用去外面打工了。村里本来人就少,男人们一走,有个要紧事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山上风实在太大,吹得人摇摇晃晃站立不稳。黄海平扔掉手里的烟屁股,带着我们往他家里走。路上,他的眉头一直紧紧地攒着,似有千万座大山压在他身上一般沉重。
半年后,一身西装的黄海平竟然出现在羚城街头,说是来参加一个什么产业扶贫的培训会。问及那次雹灾,他笑盈盈地告诉我,说多亏了我的报道,县上专门给他们发了补贴,算是把大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明年还要种,大瓦山要脱贫,还得走产业结构这一条路,重要是药材现在很有市场……”黄海平笃定而自信地说。
告别时,黄海平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很认真地说:“不走的路上走三遭呢,说不定那天你又会来我们山上采访,到时候可以提前给我打电话。”
然后,那一串号码就以最舒服的姿势,沉睡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新闻记者的日子每一天都忙得跟打仗一样,即使再去小镇,我也未必能想起他。承诺,向来都是最不靠谱的东西。
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我走过很多像大瓦山那样的小山村。在那些山大沟深的村子里,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贫穷、落后与守旧,习惯了靠山吃山逆来顺受,一年四季就守着三亩薄地过日子。事实上,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几乎限制了一切可能。人们把一个又一个的希望托给明天和未来,而未来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依旧贫穷落后的日子在无限地循环重复。贫穷也同样限制了人们的眼光与思维,表现得具体一点就是孩子们念不念书都不要紧,只要多少识上几颗字、不当个睁眼瞎就可以了。因此,务工大潮还没有彻底席卷农村时,偏僻一点的小山村差不多都是死水一潭,村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即使男婚女嫁这样的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就近选择。我原来还一直奇怪为什么在那些越是偏僻落后的村子里,智障人群会越多。后来终于明白,这正是落后与闭塞的产物,是近亲通婚的缘故。近亲繁殖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智力发育。而这些人长大后又拉低了全村平均人口的整体质量。好在务工潮兴起后,村里那些念过几年书的年轻人们开始陆续走了出去,到城里打工,隐身于各个建筑工地、餐厅酒店、街头理发店等糊口谋生,即使干最苦的活挣最少的工资,出来过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去。见过世面开拓了视野的年轻一辈儿们,开始像一匹匹脱缰的马匹,奔波于各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他们离开的越久,那个出生并长大的小山村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就越小越远。而没了年轻人的村子,也越来越像是被废弃了的家园:村头的老树佝偻了腰身,失修的屋顶长满了荒草,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愈加单调无声……
那天在黄海平家里聊天,他跟我说起大瓦山村过年时的情景时,好几次用到了“空”字:“三十儿晚上从山上往下看,川里人放的花炮(烟花)噼里啪啦到处响,四处都是过年的喜庆。再看我们大瓦山村,除了几声狗叫以外,空得再没啥动静。孩子们也不一起玩,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男人们凑一块大声划拳大碗喝酒,感觉还是弥补不了过年的空……”
黄海平的描述,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过年的情景。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生活也简单,可年幼懵懂的我们感觉有那么多的快乐那么多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不一样了呢?
果然,相逢的人还会再相逢。五年后,我又见到了黄海平。彼时,他已成了“农家乐”的老板。当然,他也没再种药材,没去走产业结构调整的路。从山上迁到川里以后,他在政府的扶持下,正正经经地做起了旅游业的生意。看来,时间真的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很多东西。步入中年的黄海平,眉宇之间明显有了沧桑的味道,看上去也沉稳了许多。我想,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能让一场雨就给砸哭的人了。旅游业这个大舞台,会用更多的美好设想和长远谋划,把他撑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
黄海平陪我在村里走了一圈,笑称是观光旅游:“如果是在大瓦山,我都不好意思带你到处转。但移民新村不一样,有看头、有风景,很多游客来了都不想走呢。”
的确不一样了。村里不仅有专门的文化广场,还有健身器材,还有文化墙,还有村级活动中心。真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沿着碎石板铺成的村道向前,我一边惊叹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一边认真感受着黄海平的幸福。人的这一生,总要经历各种考验各种挫折打击。如果当年黄海平败给那一场砸碎了他梦想的冰雹,就此沉沦或者罢手,那他现在肯定又会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他会没了从头再来的可能。
黄昏的斜阳静静落在村道旁的花坛里,照着开始打苞的荷包花和没心没肺的牡丹,像一幅淡淡的剪影。多好啊!陶渊明若在,一定会在离河水最近的地方,圈出一方园子来种菊吧?花谢了,还有河水在一旁喧哗作伴……
我虽没有陶公那样淡泊明净的心境,但我一直梦想着有天能离开甘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躲起来,种半亩菜,养一只狗,喂几只鸡,守着一个小院儿看白云悠悠如苍狗。但我到底俗人一个,终归是要为赖以生存的那五斗米折腰的。所以,我梦想过渴望过追求过的远方,一直都在很远的远方。哦,偶尔它们也会出现在我笔下的文字里。
黄海平跟邻居大爷打招呼的声音,收回了我差一点跑远的思绪。我这才发现,我所有关于远方的想像和期待中,几乎从来没有过小镇!我不爱故乡吗?这里的水喂养过我,这里的阳光温暖过我,这里的草木陪伴过我,为什么我每次想躲开尘世喧嚣想放下烟火俗事的理想之地中,唯独没有我的故乡呢?如果我是黄海平,或者是他的邻居,我会愿意在这里守着一条河终老吗?
算了,何必自寻烦恼!求证答案从来都是一个苦差事。何况我是个逻辑思维一向很差的人。
黄海平说,有些事情太圆满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真实。比如,他每天晚上躺在宽大柔软的沙发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掐自己的手指问: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不是我在做梦?原来睡的土炕硬得像干板,但睡的踏实。如今炕变成了沙发床,又软又宽大,却总是让人处在一种不真实的恍惚当中。黄海平说,他很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又回到了高高的大瓦山上、睡在那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里。
被指定改造的十五户农家乐,政府给每家补贴了五千元做为启动资金。黄海平踌躇满志,下决心要好好干一番,自从小镇获得4A级风景区称号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如今国家的扶贫政策又这么好,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像他这样有想法却一直没有平台的人们,该是时候大显身手了!
黄海平把三间上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改造,一个套间两个标间共六张床,六六大顺嘛!农村人凡事都爱图个吉利。房间的设施严格按照镇上游客服务中心的要求进行了布置,又专门到镇上的打字复印部里订制了菜单。做这些事的时候,黄海平觉得肋下像长了翅膀一样,走起路来有脚底下生风的疾速感。要不是有两位老人在,他随时都有吼两声秦腔的冲动。
房屋已经改造装修完工,原先的水泥院子铺上了红色的渗水砖,玻璃暖廊里养了金边吊兰、绣球、牵牛花。两株盆栽西红杮也很识趣地挂出了红澄澄的果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让黄海平和他的邻居们受益无穷,厨房用上了液化器灶,屋顶上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卫生间变成了水冲式,自来水拉进了院门……
在村中心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黄海平说起自己曾经辗转各大小城市打工的那段经历:建筑工地的泥水匠、电工,居民楼装修工,酒店的保安,小区的送水工……“总之那些年是把城里下苦的各种滋味儿都尝遍了。”黄海平苦笑着说。他掏出一包黑兰州,起身给旁边下棋的大爷们每人发了一支,然后继续跟我说:“城里人钱多,但是心眼儿也多。我们乡下人老实,还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每次找工作时从来不知道签劳动合同,所以干到最后老板一拍屁股走人,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那会儿睡车站、啃干馍几乎是家常便饭。但既使是这样苦,大家也宁愿在外面混着,不想回到大瓦山的庄稼地里去。毕竟在外面待着,还有一点希望……”时隔多年再说起那段漂在城里的苦日子,黄海平轻松得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也许是经历这些时他还年轻,他的肩膀还能承受起异乡的风雨和闪电雷鸣,还能够担负起生活的重压。如今人到中年,他恐怕再也受不了那种饥一顿饱一顿、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了。
夕阳散尽时,我告别黄海平离开了移民新村——十五户农家乐我只随机走访了两家,感受了一下游客暴满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窥一斑而知全豹,黄海平家的人气和富足,就已经是整个移民新村的缩影了。我想,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能做自己的老板挣旅游的钱,就一定是生活在福窝窝里的人了。而我也已经感受并分享到了他们的幸福,不管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还是以游客的身份。
我出村口的时候,几个老人正在文化长廊的椅子上拉二胡。以一个伪秦腔迷的水平来听,听得出来他们拉的是秦腔折子戏里《火焰驹》的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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