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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乡土的卓尼
——当代汉语文学卓尼作家发展概述


甘南日报新闻 时间: 2021年04月14日 来源: 甘南日报
作者: 朱永明


  卓尼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东南部,这里有久远的历史文明。自1953年建县至今,卓尼孕育着藏传佛教、儒教、道教等多元宗教文化。这里有洮砚、羊肚菌、蕨麻、蕨菜等奇特的山珍,有历史悠久的禅定寺,这方土地上传颂着肋巴佛、杨积庆等显赫人物的风雨历史。总之,丰厚的博物、日夜流奔的洮河、名垂千古的洮砚等,孕育出了卓尼人彪悍、粗犷、坚贞、慷慨的秉质,同时也孕育出了内敛、质朴写实的文学传统。
  当代卓尼汉语文学的引领人理应是益希卓玛。新时期以来的汉语文学作家是以完玛央金、李德全、薛贞、卓格次力、刚杰?索木东、沙冒智化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笔耕不辍,书写着卓尼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始终以文学传播卓尼的历史文明,但又殊途同归于乡土、新中国的讴歌及其多维文化书写,总结起来约有三大类题材。
  一、以儿童题材为特色的小说传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儿童文学有着非凡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它不但是古灵精怪的超现实事件讲述,而且又充溢着“迷宫式”挑战度极高的智慧和启发,非常适合儿童的好奇性和他们纯洁无暇的自然挑战性。儿童文学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份额,更是教育儿童健康成长,让他们学会尊老爱幼,文明礼貌,教会他们做人做事的绝佳“秘方”。同时儿童小说将许多“低头族”“游戏迷”“网络早恋”等家长难以监管的儿童吸引到课外阅读的“田野”上,为他们学习通用语言提供了最精美的艺术范本。尤其是少数民族儿童小说更充盈着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美构图和自然动物的物性介入,它对建构儿童的生命平等观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益希卓玛可以说是卓尼当代文学的“开山祖”。她1925年生于卓尼县大族乡,195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3从事专业创作,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电影文学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短篇小说《美与丑》,长篇儿童小说《清晨》,短篇儿童小说《娜珍走向太阳房》等,另有多篇散文、报告文学。益希卓玛创作最旺盛期是20世纪80年代,但她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表散文和电影剧本,196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美与丑》借用了“美”与“丑”这一矛盾对立面原理建构内容。小说中的“美”是指畜种改良人员侯刚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勤奋学习、永不放弃的精神之美。小说中的“丑”表面上象征了新疆公种羊相貌的丑,以此隐喻人性中脾气暴躁、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的缺陷。
  《清晨》是当代藏族文坛上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它的创作开始于1962年,正式出版发行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清晨》是一部藏族旧社会奴隶制度的挽歌,小说中巴丹一家为了给解放军修路,被残匪残害,小巴丹被残匪捆绑后扔在山谷里喂狼,解放军来到藏区后解救了小巴丹,小巴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是又得到了一个革命大家庭,这里有许多帮助他成长的“家人”解放军,后来他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上了学,过上了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讲述的是感动人心的故事,讲述的是人民子弟兵的初心,讲述的是军民鱼水深情与“金珠玛米”的大爱。“清晨”隐喻的是新中国朝霞万道、金光四射的美丽清晨,这也可以说是一部成长题材的藏族小说。《清晨》和《美与丑》是益希卓玛最具时代性的两部作品,之后,益希卓玛相继发表了小说《他在岗位上》《队伍》《雪莲花》等,为卓尼作家树起了一支标杆。
  20世纪80年代和益希卓玛处于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卓尼作家是扎西东珠,他曾以评论“当代藏族短篇小说的思考”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并有多篇小说发表于《格桑花》等刊物上,遗憾的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新世纪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位青年藏族作家是卓格次力,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隐约吐蕃》和短篇小说《阳焰》《阿吉》《上山》等。《阿吉》讲的是农耕文明孕育下牧区姑娘的悲剧婚事,作者在这里所要呈现的是牧区“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劳作方式,以此讲述偏远牧区牧民内部的生产矛盾。《阳焰》是2018年发表于《西藏文学》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充溢着浓郁的儿童文学色彩。这篇小说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藏族民间传说,在奇特的藏族民间故事背后作者所要再现的是盘琼村人的生活模式与思想观念。总之,卓格次力是最具独特眼光和奇异思维的一位藏族作家,他开掘的是“藏地”异类题材,建构的传奇故事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进展中人物命运的变迁,以此表现出卓尼历史的曲折与丰富。
  在小说方面,另一位值得称颂的年轻藏族作家是觉乃?云才让。他1977年出生于卓尼,哲学博士,先后在《宗教学研究》《中国藏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还在《民族文学》《大家》等期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守戒》等。《牧云记》是2017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系列小说。小说中小扎西处在最原始的天然坏境中与老鹰、狼群“斗智”又与爷爷、羊群为伴,过着外人难以启齿的“乌托邦”式的浪漫生活。小说中“神灵”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浸渍于小说的行行段段,浸润着小说的字字句句,使小说充满了超现实风味。小说既保持了动物小说的本真,又渲染了神幻小说的韵味,它对之藏族儿童成长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以乡土为坐标的文学传承
  乡土,并不是简单的本乡本土,它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从人类学层面看,它是各种社会复杂结构形态与人际关系的总和,从经济层面看它是社会经济单元和一切经济的内涵,从物象层面看,乡土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土地、山川、河流、村庄、稼穑、雨雪、气象、小城镇、老民俗、传统文化及各种世故人情。中国的乡土文学从鲁迅创作开启,一直发展到当下。
  卓尼有典型的乡土特征,所以卓尼的文学基本上是以乡土为坐标的多维文体创作。卓尼诗歌丰富了甘南文学的新样式,尤其是完玛央金、李德全、薛贞等人以诗歌书写乡土生活。散文也一样,从完玛央金、李德全、王永祥等人出版的作品集《洮河岸上》《生命如歌》《热土情怀》探看其创作源时,不难发现影响他们创作走向的因素是“卓尼”这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替汇映的独特地域空间。而这一空间形成了以“洮河”为中心的水乡文明。处在高山峡谷中的卓尼,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众多复杂、人口分布稀疏、历史传承悠久、红色文化记忆深厚。卓尼乡土文学表征出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少数民族地域空间,它摒弃旧观念、旧传统走向科学、整体,走向先进、迈向现代化的“新空间”。
  而今的卓尼已经逐步摆脱贫穷,实现富裕。这一现实用文学作品来见证的话,便是内容上的“忆苦思甜”,风格上“端庄敦厚”,语言上的“形象华美”。这可以从完玛央金、李德全等人的作品中得以印证。
  完玛央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卓尼籍藏族女作家,她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创作,而启蒙、引领、奉献更是其作品之外散发出的人性美。甘南一直传承下来的文学刊物《格桑花》凝聚着她不少的心血,也凸显着她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意义。除了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外,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表于《民族文学》上的长诗“在我们的村庄上”,以精准朴实的语言,音乐的节奏,少女的情怀强化了不少读者向往甘南、涉足甘南的意愿。1997年出版的诗集《完玛央金诗选》汇集了她自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57首诗,扎西才让当时将其概括为:“故土之歌”“物象之歌”“生命之歌”。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迅速全球化后,诗人情感的转向,不凡表现出个体的孤独与创作的焦虑。诗人将这些困惑和焦虑无意识地转向了细小琐碎的物象上,凝结出了补实的乡土气息,也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美学风范。
  完玛央金是一位用散文笔法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她的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在“遥远的足迹”“我的五月”“行走甘南”“蘑菇云”四个篇章中,着力表现的自我认同感。文字中她把思想延深到乡土社会内部,通过乡土生活的逻辑思维来书写卓尼乡间民俗艺术及其非遗文化中所呈现的人性美。比如《窗花》中所表现的工艺美与人性美几乎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乡土人最可贵的精神品格。她还通过“结婚”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书写表现女性从少女到嫁为人妇的成长过程,在细腻的文字背后,折射出了成长、离别、眷恋和凄凉的人世与真情,不凡表现出了真实的乡土生活。在最后篇章《蘑菇云》中,她截取了自然天象的变化来照映莫名其妙的焦虑和孤独,并以此来呈现卓尼这一独特地域与外界的自然差异。
  中国散文是中国社会史,同时也是作家的“心灵史”,一篇好的散文,并不是用顺滑的文字写出饱满的激情,而应当像《散步》《落花生》那样启迪人健康成长。相比《触摸紫色的草穗》,2019年出版的《洮河岸上》也是一部风格最为平谈,着力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生活仪式化的散文集,集纳通过仪式呈现来书写死亡这一庄重的事实。第三卷“无尽的丧事”,在隆重的非遗文化背后,折射出卓尼民间的孝道文化,这便是中国经验的美学表达(张炯先生论述过:中国经验便是中国的生活经验,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经验)。中国古人讲究“百善孝为先”,中国仁学与美学当中特别强调孝道。孔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显然孔子是将“孝”归结于儒家的人本思想。由此看来散文“下葬”“无尽的丧事”等是在儒家“仁爱”思想的烛照下,通过对世道与人心变化的思索来表现故乡民间的风土人情。总之,《洮河岸上》是诗意生活“境头”的展演,更是“大雅大俗”的中国经验的美学表达。
  李德全,又名清泉,中学语文高级讲师。是卓尼一直以来坚持诗文写作的一位乡土诗人,至今他在省内外期刊上发表诗歌达300余首。诗文载于《中国青年乡土诗选》《情诗500首》《中国朦胧诗纯情诗多解词典》《芳草地》等20多个刊物,并多次获奖。李德全以卓尼“水墨乡土”为创作源,为读书界推送出了他的诗文集《生命如歌》《岁月如诗》等。历史经历、生活经验、教学苦乐等垒叠出了他感悟生活、珍爱生命不断探求文学“蹊径”的精神品格。《生命如歌》汇集了他生活和精神的全部。农耕文明抚育出的是勤劳、刚毅、智慧、奋斗、热亲、执着、感恩等人格精神。《生命如歌》的上篇“回望故乡”便是他对农耕文明的具体写真;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催生出的是彪悍、粗犷、野性、耿直、虔诚等的美学风范。诗集《岁月如风》便是游牧文明的精神写真,在两种文明的风范之下,为了突显诗歌的张力,诗人便在第三辑“心灵之约”中特意书写伤痕,以便表现自己人生经历的不凡。总之,卓尼的文化、生活、历史滋养出了诗人李德全。
  新世纪以来,他转向于赋体文创作,这也是甘南文学在文体方面的一个创新。提起李德全,无人不知他的《青藏铁路赋》《秋菊赋》《甘南中等职业学校赋》等。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李德全继承了以赋写景抒情的传统,延续了古代赋体文的“香火”。
  在甘南文学中,还有一位卓尼籍比较含蓄的乡土写作者便是王永祥,王永祥是“50后”,9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2011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热土情衷》。王永祥以丰富的工作经历和扎实的文字功底书写了自己对故乡的真情。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王永祥也是深爱着“卓尼”这片土地的。
  在这片土上还有一位沉默谦逊的诗歌爱好者杨东戈,他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藏族诗人,新世纪以来,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个人诗集《飞歌集》,这部诗集是一部寄情于景,托物抒怀的自然吟唱。
  薛贞,是这几年崛起于甘南文坛的卓尼女诗人,诗歌散见于《诗刊》《诗选刊》《散文诗》等,并荣获多种奖项。从薛贞的作品题材来看,她是“纯乡土”题材的创作者,同时也是“后乡土”题材的关照者。薛贞创作丰硕的原因之一在于“后乡土”时代抵达卓尼之后,给她造成对“前乡土”的记忆。因为新世纪以来卓尼社会的发展变化,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劳作”“乡农为生”的这样一种结构体式,它可以与陆益龙所论述“后乡土中国”的社会归为一体。在后乡土中国时代,我们不得不谈及空巢老人、土地丢弃、劳动力转移、乡村老龄化、乡村的扶贫与发展、文化的转型、法制、村村道路、城镇化等诸多问题。处在这样一个“新型乡土”之中的感性诗人,她才能怀恋“前乡土”社会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70后”诗人薛贞便以“前乡土”时代的情怀书写“后乡土”时代的人事,可以说她是“乡土人情挽歌”的发现者,更是书写者,因为时隔不久,这淳朴的人情也会很快消泯。由此看来,薛贞的诗歌始终保持着一种“恋物”“恋人”“恋事”的情节。比如散文诗《初夏之殇》《牛头城下》《追随》《走过索沟梁》《家园往事》(散文)等,无疑表现出薛贞对卓尼乡土的另一重深情厚意。
  三、异乡执着的本土歌吟者
  我们再次谈及乡土时,不能不提起那些离开故乡寄居他乡的“故乡人”。他们的精神家园依然是故乡,因此他们文学作品的“精神血脉”和“肉体肌骼”全是故乡。比如刚杰?索木东、沙冒智化等。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不时表达着对故乡的依恋。
  刚杰?索木东是中国作协会员,诗作散见于《诗刊》《民族文学》等,是一位非常勤奋并且有毅力的诗人,他每天坚持写一首诗,并持以“工匠精神”细心打磨。刚杰?索木东在强烈的还乡意识与无法还乡的精神依恋中创作诗歌,因此他的诗情感饱满,乡土文化底蕴深厚,表现生活哲理深奥,几乎每一首诗都承载着深刻的人文性与艺术性。新世纪来,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藏汉翻译版诗集《故乡是甘南》,在当代民族文坛引起了不少的赞誉。
  在西部文坛上,刚杰?索木东为藏族作家搭建了交流互读的平台,开启了文学传播之窗,他为故乡、为藏族汉语文学构建了非常良好的生态圈。一个好的诗人不仅自己写好诗,而且能潜移默化使他人爱上诗歌创作,这才能彰显出诗的魅力与诗人的人格魅力,所以刚杰?索木东不仅是诗人,更是一名文学的引领者、启智者。
  沙冒智化是中国作协会员,诗歌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诗潮》等,著有汉文诗集《光的纽扣》。他是卓尼最年轻、最具灵性的藏族诗人,新世纪以来,他创作了不少母语(藏语)诗歌。沙冒智化对诗的灵性来自于他的勤奋、刻苦和对生活的热爱。西藏著名作家次仁罗布说过,“沙冒智化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便是他的灵性和执着。诗人经常出行于故乡卓尼和西藏拉萨这一广大的地域空间,这种空间中的自由出行日渐内化出诗人的自由精神,而行走中的燥热寒雪、暴风骤雨、崇山阻隔等锻造出了诗人顽强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在他的诗中经常加以写真。打开诗集《光的纽扣》,就不难发现那飘逸洒脱,意蕴深邃的诗篇,这些诗不凡体现了他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草原精神。比如《峨眉》《朝圣的缝隙》等。总之,他的诗歌具有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印记。因此精神立足于乡土,情感廓落于草原,也由此升华出的乡土情愫和自由意志构成了他诗歌的艺术审美。
  综观中国古代经典诗篇,不难发现诗是诗人个性和意志的写真。沙冒智化诗中涉猎最多的审美意象便是“石头”。石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要标记,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质的飞跃。石头既是诗人人格的内涵,又是诗作题材的外延。泰勒说过:“好的诗歌是内涵极致和外延极致的结合,是其中所有意义的统一体。然而我们对这种统一体意义行为的认可则是由于天赋的经验、文化,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由于我们的人文精神。”(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沙冒智化的诗既有外延之阔又有内在之美。
  总之,卓尼文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下的硕果,它蕴藏着藏、汉、红色、格萨尔文化等多维文化的印记,由此形成了以水乡叙事为主流,以历史传奇为文脉的诗文化书写。卓尼的多维文化与多重文明充盈了文学的诗学特质。感情炽热、思想深邃、物象丰厚、人杰地灵等不时呈现出文学自然与社会的美学维度。但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捉襟见肘,无法把一个富有民族历史传奇的卓尼呈现给读书界。

         (作家解析以出生年月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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