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梅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好多次梦里总是出现在回家乡的小路上,于是决定再走一次。
这几年的家乡变化特别大,通往家乡的路已经是一条水泥大道了,大道上人来车往,好多人家都有了自己的私家车。原本的小路没人走了,长满了野草、开满了野花,也便不是路了。寻找它的,大概只有我了。
小时候经常半夜去舀那村里唯一的一眼泉,再也找不到了,每家都用上清澈、甘甜的自来水。打开水龙头洗脸的时候,想起那时婶婶、伯母总是在漆黑的夜里打着手电筒去挑水,我分不清是半夜还是黎明,只是觉得天很黑,没有星星。那时一家人的洗脸水是半盆浑浊的水,一家人轮流梳洗,为的是不浪费水。而我乐得不洗脸的日子,野一个假期就洗一次脸,就是开学的第一天。
现在煤油灯大概都要算文物了,屋里院外都是电灯,连村庄里的马路两边都是太阳能的路灯,小河边的防洪堤的护栏一路彩灯,整个村庄都亮着。记得小时候快要开学的前几日,在煤油灯下赶作业,而所谓的煤油灯不过是一个酒瓶子做的,瓶子里半个是水,半个是煤油,因为煤油少的可怜,不用水添一点灯芯吸不上煤油。并且在没有通电的那个地方,除了灯晕下的一片光亮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我一直觉得爷爷故事中的妖魔鬼怪这时候肯定隐藏在黑暗的四周,伺机等待我落单的时候攻击我、迷惑我,甚至吃了我。于是,紧紧守在灯晕之中,唯恐被黑暗吞噬。
爷爷家门前是一块平地,视野开阔,茶余饭后的村里人都喜欢聚在这儿,大人们靠着墙蹲着抽烟闲聊,小孩们在这踢毽子打沙包,就连猫狗也在这凑热闹打架。现在村子新修了小广场,健身器材承载着老人们的健康和孩子们的欢乐,露天的舞台上演过村里人自己唱的秦腔,表演过孩子们的“六·一”舞蹈和小媳妇们羞涩的广场舞。
小时候过春节,我跟着复员回家的四叔用子弹弹壳自制鞭炮,年三十的傍晚,放在院子里泥柜下,一声巨响,把二叔白天刚刚胡好的纸窗户震的粉碎,姑姑剪的窗花红的、绿的、黄的在风中飞舞。我和四叔逃之夭夭。那一年,我的五毛的压岁钱泡汤了。我跟着有压岁钱的小伙伴跑了整个除夕夜,硬是一个水果糖都没骗着,生生馋了一个春节。
老屋紧邻大山,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衍生的地质灾害也随时威胁着一村人的安全。终于,政府决定科学选址,整村搬迁,最终将新的村址选在了现在的这片平坦的地方,统一规划统一修建。
那年,在一长串鞭炮的喜悦声中,在一地红红的祝福里,已经年过半百的叔叔拎着满满的一桶清水踏进了亮亮堂堂的院子,阳光下,玻璃暖廊闪闪发光,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上反照着屋檐的椽木,椽木上精致的雕花散发出阵阵木香味。屋里的新家具简洁、清爽、熠熠发亮。
“搬新房了,搬新房了”,叔叔喃喃道,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距新家五公里的山上,是那片老房子,老房子里的人家都搬到这片地势平坦的新村了,整村三十多户人家都在那年前前后后的住进了新家,同样的木质大门,一样的彩钢屋顶,清一色的红砖墙配着青瓦一排排一列列被规划的整整齐齐,门前一条平整的水泥路一直伸到县城。村口一块大青石上用喜庆的红色刻着“尼什村”三个大字。
暖阳下,嬉耍的孩童在晒太阳的老人身边穿梭着。这,就是现在的新村了。
搬到新村以前的老房子,墙角已破损不堪,因山势险峻,路只能是顺山势而修的倾斜的泥路,被各种车轮碾压成两条平行的深深的沟壑,粘性极强的红土,稍微一点的雨水就让人无法正常行走。整个村庄也就三十多户人家,依山而建,你家的屋顶就相当于我家的路面的高度,像极了梯田上修建了房屋。学校在离村庄五公里的乡上,父亲就在那里上学,我特别崇拜他们那一辈人,在那样的条件下竟然能学有所成,我一直无法想象父亲是怎样做到上学不迟到不早退的。听父亲说他们午饭竟然还回来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来了,当然,也就一天天地过去,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会有那么一天,在你一转身的一刹那,所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升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故乡的老屋,在经年的风风雨雨中寂寞的老去,那个裹着我满满回忆的老屋,和我的童年一起尘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