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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叶圣陶



甘南日报新闻 时间: 2022年10月05日 来源: 甘南日报
作者:马未都


  □马未都

  那年月被人带去朋友家串门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有一天表哥跟我说,带你去叶三午家玩玩,我欣然随之前往。
  叶三午是表哥的同事,因工伤而驼背严重,走起路来像个老年人。他见我面就随口叫我未都,和一家人一样。
  我那时年少,在叶三午眼中可能傻傻的。三午属马,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善都属马,叶三午是长子长孙,祖孙三代甲午、戊午、壬午均相隔廿四年,叶圣陶老人给长孙起名“三午”,大巧若拙,似俗实雅。
  一开始,我没敢问,一直以为“三午”是“三五”,因为小学同学有叫六一、八一的,名字都与节日有关。我们小时候每年三月五日都要学雷锋,我无知地猜测这名字是否与此有关,谁知此“三五”非彼“三午”。
  在我眼中,叶三午是个优雅的“愤青”,张嘴说的都是俄国文学、英法文学,表达时好夹杂点儿不太脏的脏话。在三午的家里聊天,时不时地会来客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来人都比我大。多年后,看一些回忆他的文章说,来人多是名流,可惜我都不认识。
  三午对科技产品很有兴趣,他有老式留声机,那时讲究听唱片;还有照相机,我记得他的老式相机是德国产的。莱卡与蔡司这些词,我年轻的时候光听到就涌起一股神秘感。
  我记得至少去过叶家三次,都未能见到叶圣陶老人,只是老听三午说爷爷如何如何。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副爷爷写的篆书字对,“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当时我认不全,尤其“垂”字,篆书字形奇特。我是问了三午才知道的。三午说,爷爷写的,爷爷最爱写这字对。我那时理解这字对的内容有些吃力,懵懵懂懂,深层之意弄不明白。很多年后在一场拍卖会预展上看见叶老同样内容的一副字对,上面有关于此对的说明,叶老写道:“此为一九三九年所作《浣溪沙》中语,时余全家居四川乐山城外草舍,篱内二弓地略栽花木,篱外不远临小溪,偶有垂钓者,溪声静夜可闻。”
  为了弄懂叶老释语中的“二弓地”,我还去查了字典。弓为丈量土地的器具,形状似弓,两端距离五尺。那么二弓地就是十尺,想来叶老在四川的草舍素朴,院落窄仄,可风景独好,触景生情的叶老才写下这富于哲理的名句。这话每过十年再读,感受都有不同:少时读之,旁观亦麻木;壮年读之,介入找感觉;中年读之,寻味有触动;今天读之,方知何为追求何为放弃。
  表哥可能看出来我想见见叶老,遂对三午说,哪天让未都见见爷爷。三午的西屋常常满座,各路“神仙”,喜诗、喜文学、喜音乐、喜杂七杂八的,都是悄悄来悄悄走,少去惊动爷爷。爷爷住的北屋,在我眼中高山仰止,有一圈耀眼的光环。爷爷的文章收进课本,凡写进课本的文章在我眼中都是范文,高不可及。三午马上说,想见爷爷就今天,一会儿爷爷醒了就去。
  我听了这话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没等多久,三午就说,爷爷醒了,一会儿就在院子里和爷爷打个招呼。我和表哥随同叶三午走进院子时,叶圣陶老人正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笑容可掬。我随三午叫了声“爷爷”,就再没敢说什么,三午就热情地将我与表哥的关系给爷爷介绍了一下,我想爷爷一定没听进去,但他仍频频点头,伸手拉住我。
  我那时太年轻,自认为还是孩子,看爷爷完全是个传说中的老人。年轻时“老人”这一概念是神圣的,虽然与爷爷手拉着手,但仍感觉与爷爷隔着万水千山。爷爷太高大了,他再亲切和蔼也还是高大,他问了什么我都忘了,当然也想不起我说了什么。
  去三午家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原因是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时人对文学的追求与向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是文学营养过剩了,反倒失去了对文学的兴趣。排队买书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即便有人扎堆买书,也可能是追星一族的作为。而我们年轻时对书的喜爱只有“如饥似渴”能够形容。三午家永远有书,其中有些在当年算是禁书。古人读书有两种境界最诱人,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我们这一代人最能读书的日子是反锁房门,备好凉水干粮读得昏天黑地。到“文革”后期,禁锢的门渐渐松开一条缝,禁书已可以公开谈论了,于是读书迎来了黄金时代。
  有一次在三午家,我看见一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灰色硬皮封面,装帧朴素。我打开一看,扉页上有翻译家傅雷先生用毛笔写给叶圣陶老人的字样:圣陶先生教正。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傅雷先生,这一深刻印象让我后来在出版社工作时斥资买齐了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至今还高高地搁在书房书柜的最上层。
  看见《高老头》,我心中痒痒,没敢开口,表哥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替我向三午借。那年月,书都是借来借去的,不像今天书买了也常常不读。三午大方地将《高老头》借给了表哥,说:“未都也读读,不着急还。”
  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高老头》最让我刻骨铭心,因为这本珍贵的傅雷先生签名送给叶圣陶老人的书让我给弄丢了。严格地说是我的朋友弄丢的,当时的情况是朋友死乞白赖地非要先睹为快,我一时面薄,让他先读,可谁知他将书夹在自行车后架上丢了,丢了以后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这件事让我内疚自责了很长时间,无法面对表哥与三午。从那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常爱定下规矩:书与老婆概不出借。
  丢书的事和三午说时我吞吞吐吐,三午却没埋怨我一句,反倒安慰我。他岔开话题缓解气氛,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件弘一法师写的斗方,四个大字写得不食人间烟火:如梦如幻。三午说,这是李叔同送给爷爷的,他们很要好,这是他专门写给爷爷的,出自《金刚经》。“如梦如幻”在我年轻的多梦时节,有一种醉人的氤氲之气,自下而升,轻松透骨。这让我对爷爷充满了神圣的敬意。
  从那以后我再去叶家,不知为什么总希望见到叶老,有时从窗户上偷窥,偶尔看见他独坐于在藤椅上发呆,老人发呆非常可爱,显得深沉宁静。叶圣陶老人比我年长一个甲子,慈眉善目,神态祥和,符合传说中的神仙相貌;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满天之时,爷爷如雕像般静坐丁香树下,让我深深感到修炼的力量。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学者,没有什么现成的词语可以描绘他,只有一个神圣的称谓最符合他的身份:老人。
  老人叶圣陶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是一道灿烂的风景,一闪即过。但这道风景像一幅定格的照片永远摆在了我心中的案头,什么时候看它一眼,什么时候就有所收获,如同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摘自《发现》)
古代的 “籍”和“贯” □佚名
  日常,一谈到籍贯,我们就想到了出生地。不过,这只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在古代的时候,籍贯中的“籍”和“贯”却并不是一回事。
  在古代的时候,若是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只是说“贯”或者“乡贯”“里贯”,而不说“籍”或者“籍贯”。在《隋书·食货志》中就记载说:“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由此可见,当时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并不说“籍”,而只是说“贯”,“其无贯之人”,就是不在此地出生的人,也就是在外地出生的人,被称为“浮浪人”。所谓的“浮浪人”就是无固定住地和无户籍的人。
  虽然古代一个人的“籍”与其出生地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指的并不是出生地。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的“籍”指的是这个人的家庭对于朝廷所负担的徭役的种类,也就是说,指的是这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比如,承担产盐徭役的那些人户,在唐朝的时候被称为“亭户”。在五代之后,承担产盐徭役的那些人户又被称为“灶户”“锅户”“井户”“铛户”“盐户”等。不过,当时以“盐户”或“灶户”为其通称。
  其实,古代以“籍”为标志的户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以“籍”为标志的户役被称为“士家”;在南北朝时期,又被称为“使作户”“军户”“绫罗户”。唐朝的时候,除了承担产盐徭役的亭户之外,还有承担织造徭役的绫织户、承担建造徭役的工匠户以及承担其他徭役的各种人户。明朝的时候,承担各种徭役的诸种人户就有五十来种。这些人户的户役就是他们的“籍”,也就是户籍。
  各种各样的人户都有“籍”,由官府向这些有“籍”的人户派定各种专门的徭役,比如,承担煮盐徭役的是“灶籍”,承担做工徭役的是“匠籍”,承担当兵徭役的是“军籍”,承担经商徭役的是“商籍”。
  在古代,每个朝代的制度都是“役皆永充”,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户籍一旦被官府确定后,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会一直保持下去。
    (摘自《贵州政协报》)
巴金的“禁区” □崔鹤同
  20世纪80年代,一位编辑约萧乾写一篇关于巴金的回忆文章。萧乾首先想到巴金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学生正在开展“反饥饿”运动,校领导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将十几名学生从宿舍抓走。在校务会议上,巴金的这位老友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1949年,这位朋友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不幸与世长辞,而他的夫人早在1938年就已去世,这个家只留下了两个孩子。
  听说这一对孩子当年曾受巴金一家的照顾。萧乾写信给与他较熟的那个女孩(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此事的细节。萧乾万万没想到,自己会碰一个硬钉子。女孩回信说:
  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巴金本名为李尧棠),就像爱自己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报纸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看完这封短信,萧乾大为失望,他知道,这是巴金的“禁区”。这使萧乾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得萧乾曾在干校的稻田里讲巴金发现《雷雨》的逸事,就想请萧乾把它写出来。但萧乾知道巴金不愿别人提及此事,他要写,必须打通巴金这一关。于是,他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自己的出发点是希望新一代编辑们能及时并认真地看所有来稿。因此,巴金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我在三座门大街14号的南屋一口气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通过巴金之手,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出来,并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奠定了曹禺现代话剧开山鼻祖的地位。         (摘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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