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柯柯
入秋的兰州,晨风凉爽。太阳初升时,我便匆匆出门,赶往汽车南站,乘早班的长途车去甘南合作。我是应甘南日报社邀请,参加第四届甘南“金羚”年度文学奖颁奖及《甘南日报》(藏汉文)创刊70周年系列丛书首发仪式,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车子出站后很快就上高速。我咨询司机,他说全程252公里,约三小时抵达合作,如此车速与四十多年前比较,真可谓神速!汽车在毫无颠簸中行进,道旁的花草树木快速闪在身后；马达突突,细微、均匀、悦耳,有如催眠曲。我头靠椅背,微眯双眼,脑海中浮现出遥远年代的甘南之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兰州去合作的路程时间总得在十小时左右。假如在冬季,从出发到目的地,两头不见太阳。汽车(运输卡车为主)多在早上七八点钟通过西果园检查站,然后进入谷地。黄土沟壑中,略平缓的向阳坡地上可见有零星的村落,清一色土坯墙、平顶屋,三家五户的聚在一起。袅绕的炊烟,报晓的雄鸡让山谷有了生机。盘山公路贴着陡峭的七道梁山坡修建,路窄弯急,落差很大,蜿蜒盘绕,状若羊肠。旧式解放牌卡车在爬坡中“哼-哼-哼-哼”,不停地发出老牛般吼叫,那种极其吃力的喘息听得让人心急,也让人担忧；“嘎-吱-嘎-吱”,变速箱齿轮在咬合时的摩擦声刺耳,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临危不惧”,根据发动机的“呼吸”节奏不停变换挡位,让汽车聚集足够的爬山力量。翻越七道梁,起码需要两小时。在广河吃罢午饭,下午还要翻越一座险峻高大的南阳山,还有几座我已记不得山名的小丘。每次到合作都在下午六点左右(这是在汽车不抛锚、道路不修建的情况下)了。
1979年冬日,我调离合作。大约十五六年前,我走兰郎公路途径合作,车子从依冒梁下山中,我望见被群山环抱的合作时很激动,城市规模比我调离前大了许多。汽车经过城区,我目不转睛向窗外张望,想努力找寻记忆中合作的标志性建筑——电影院、大礼堂、州招待所、邮政局、长途汽车站、街心广场、白杨树林下的主街道……很遗憾!在我还来不及辨清楚方位时汽车已穿城而过。那年,我已感觉到我要寻找储存在脑海里的合作旧景,或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这次,我要抓住机会在合作街头多转转,要在城市的新貌中回忆曾经熟悉的街景。汽车穿过南阳山隧道便不再走高速,过了土门关进入甘南州境内,沿路时常有上下车的乘客,让周边百姓的出行十分便利。我于午时抵达合作。逢山钻洞,遇谷过桥,高速公路通车后大大缩短了甘南与外界的时空距离,我初次感受到去合作的快捷。据说,经过合作的高速铁路不久也将建成通车,那时,兰州到合作的时间将缩短为一小时左右。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当我走出汽车站大门时,我对合作地形的方位是模糊的,直到入住宾馆,我仍未辨清方向。
午餐后,我漫步在合作的大街小巷。除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合作更明显的变化表现在道路洁净有序,高楼美观靓丽,宏伟的广场,精美的雕塑,建筑风格充满民族特色；街上藏族同胞衣着鲜艳,笑容如沐春风；广场廊庭的木条长凳上坐着闲暇的老人,他们或窃窃私语,或闭目养神,或静听微风中传来的优美歌声；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谐温暖的氛围,处处洋溢着多民族大家庭和睦团结……我找到了记忆中的街道,如今已焕然一新。我央求过路的陌生人帮我拍照留影,无论汉族、藏族、回族,无论年长、年轻,也无论帅哥,或靓女,当他们听说我四十多年前也在甘南工作过时,都热情并极为认真地为我拍下瞬间。我从最南面的公路去独立骑兵营,问路时也得到热情指点,淳朴友善的民风让我倍感第二故乡的温暖。
感受甘南的发展变化,《甘南日报》七十年副刊作品精选(散文)同样给予我很好的帮助。我从1956年6月5日的《春到卓尼》读起,一篇篇精美的文字述说如同一幅幅画面感极强的实景,放电影似的导引我边看边追忆往事。读1956年9月《上海来的姑娘》时,我想起了卡车公社来自于上海的医生,想起了洮河林业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林业工人,想起了独立骑兵营从四川、江苏、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应征入伍的战友……我仍然记得那些熟悉的身影,记得他们曾为支援甘南建设所做的奉献；我从完玛央金、李城、扎西才让、张大勇、牧风、花盛、曲桑卓玛、王朝霞、王淑兰、刚杰·索木东、后志良等数十位作者的笔下看到了甘南的昨天和今天。我在尽情享受文学作品大餐中,由衷为甘南大地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路网纵横、山村变迁、草原牧歌、生态旅游、民族风情、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华彩蝶变高兴；在《前行的甘南》一文中,我反复发声诵读这样一段话:“无论草原青草中埋藏着多少雄浑激荡的遥远历史,无论牧人的心里埋藏着怎样古老的图腾和关于草原的最质朴的感情,都并不能与他们可以随时就便享受到的现代生活相悖”说得真是太好了。
《草原新城——合作》是1979年9月见报的散文,作者讲述1953年合作在一片泥泞的水草滩上开建,已经成为工业门类相对齐全,服务业设施初步完善的高原小城的故事。彼时,我已在甘南生活、工作了多年,读着文字,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当年,生活物资普遍匮乏,像食品类更加匮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真诚,彼此信任,彼此帮助,仿佛相处在人情味很浓的民族大家庭里。我插队时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银泉,他在县城住校,小伙子温雅随和,颇具书卷气。每当我们要去八十华里外的县城时,阿婆(银泉母亲)会让我们捎带食品给他,有小袋袋白面或是青稞炒面,有一小块酥油,还有洋芋、青稞面锅盔等等。到了县城,银泉的校舍也就成了我们的宿夜处,他为我们的到来而自豪。他去上课我们就烧火做饭,热乎乎的洋芋拌汤,或齐花子面片,滴入烤热的几滴胡麻油,整个宿舍都是香味；有时偷懒就烧壶开水,大家边谝闲传边拌糌粑。夜晚,我们分别挤在银泉及其同学的被窝里,大家光着膀子肉贴着肉,在幽暗的煤油灯光下说笑。十来个人的长通铺个个头冲外,脚顶墙,加进我们三两人变得很拥挤,但亲密无间的关系让大家觉得很幸福。
当年,人们普遍没有入住旅店,聚餐饭馆的消费概念,不仅是收入水平,在生活意识中也非常陌生。知青时期,我们从卓尼回兰州必须在合作宿夜,解决食宿的办法就得靠人托人,人求人,依赖亲朋好友的帮忙。我曾几次怀揣其他知青写好的字条“投亲靠友”,纸上的大意:“叔叔,执此条者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兰州要在合作过夜,请帮忙安排吃住。”二指宽的纸条只写一两行字,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但很管用。有一年我找到州汽车修理厂时已经下班,我一路打听到单身宿舍,那位叔叔正端着饭碗站在房门外吃着饭神情贯注地看两个人的象棋博弈。他接过我递上的纸条,边看着口中“嗯-嗯、嗯-嗯”。把我让进屋内坐下后,他拿了一套碗盘去食堂打饭。大锅菜和白面馒头散发诱人的香气,我饥饿至极,狼吞虎咽几口就把盘中菜和两个大馒头吃尽,手中剩下一疙瘩馒头还将盘底里的油水汤汁擦蘸得一干二净,肚中才觉垫了个底。他又安排好空闲床铺(探亲职工的床铺)让我睡觉。当年,这是普遍的待客方式。
在合作工作期间的某个周日,我正和独立骑兵营几名战士走出刚散场的电影院,迎头遇见一名知青,她与我同在一个公社插队,我们已好久不见了。突然相遇,我赶紧还她五元钱,就追赶战友去了,两人基本没有说话的时间,由此让我内疚至今。
她眉色浓重,面皮白净；她做事豪爽,慷慨大气,喜于助人。插队中她因受伤被优先分配,成为县文化宫的国家正式干部,期间帮助过不少知青解决具体困难,我是其中之一。在深刻的记忆中,那天我坐28型拖拉机从寺布车去县城,一路上车轮翻卷起黄土,浓烟滚滚,我在尘土的笼罩中抵达县城。下了拖拉机我直接奔文化馆找她,她笑脸迎接；她让我站在庭院中,用精致的白色牦牛尾拂尘为我掸身,扬尘随风荡漾；她端来大半盆热水放在木凳上,我的头发钻满沙粒,粘连如一团打结的羊毛,洗下的第一盆水如同黄泥汤；一番清洗,满身轻松,她捧着洁白的毛巾让我擦干。
她随后捅开火炉,用酥油烙出几张薄饼让我先充充饥。晚饭她带我去洮河林业局职工食堂用餐,就着喷香的炒菜,我连吃五个白面馒头。晚上,在县电影院看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她在县招待所登了一张床位,然后把宿舍门钥匙交给我,“你自己回去早点休息吧!”她站在台阶上向我摆摆手……
再后来,我抽调到卡车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节目,期间身无分文时给她写去一封信求助,希望借五元钱暂度拮据的时光。几天后便收到她的复信,信中夹寄有五元钱。她说:“大家都是知青,理应互相帮助。不用言谢,也不必说借。若再有需求可随时来信。”言语之诚恳令人感动。还掉五元钱,我的内心一直不踏实,我深深地记得我要匆匆离开时的思想根源——担心被战友产生谈情说爱的误解。
转眼近五十年过去了,我俩再也没有见过面,彼此音讯皆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给她的原单位去电话,答复说她早已离职回兰州了。也向与她熟悉的知青打听过,都说没有联系方式……
在曾经的岁月中,虽说生活条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淳朴、无私、友爱一直印刻在我的心中,这样的品德一直在传承。
甘南给我的印象很温暖,我爱我的第二故乡。 |
